点检我们20世纪的文化遗产，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注到两位大师身上―――他们就是：鲁迅与钱锺书。如果说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标志着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的话；那么，1998年钱锺书的逝世―――用海外学人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
谢有顺先生曾在“新浪文化”上发表文章《散文之力―――以李敖为例》，其中就涉及到钱锺书与鲁迅的关系，他是这么说的：“钱锺书的父亲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这事估计钱锺书一直记着，所以，他的一生中对鲁迅的作品是傲慢而轻视的。―――你读遍钱锺书的著作，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一处有提到鲁迅的名字的。这大约是一个学术之谜了，正如李泽厚在几本中国思想史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一样。”话虽简短，却颇多值得深味之处，我们不妨略做分析。
这个判断的后半部分“你读遍钱锺书的著作，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一处有提到鲁迅的名字的。这大约是一个学术之谜了，正如李泽厚在几本中国思想史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一样。”基本准确：我也认为，在钱锺书的著作甚至谈话之中，他的确很少提到鲁迅―――但绝非没有：譬如他在发表于1932年11月1日《新月月刊》上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就写到过：“周先生 指周作人―――笔者按 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而在一般言谈中，钱锺书也曾涉及到过鲁迅，比如在1979年5月9日，钱先生作为中国社科院访问美国团成员曾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回答了记者水晶有关鲁迅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这样的：“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应写short winded 短气 的文章，不适宜写long winded 长气 的文章的，像《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 curtailed 才好 见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7月号 。”又比如，在1986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钱锺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在大会开幕当天致开幕词云：“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不过，从总体来说，钱锺书的确很少正面地直接地提到鲁迅，但这是不是就是因为“钱锺书的父亲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这事估计钱锺书一直记着，所以，他的一生中对鲁迅的作品是傲慢而轻视的”呢
首先，说“钱锺书的父亲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此话不确：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1933年9月曾出版过《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书中有论及鲁迅的内容―――鲁迅曾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引用《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一文对此书涉及到自己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为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从这段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钱锺书父亲对鲁迅确实是不以为然的。但鲁迅并没有因此而和他发生论战或曰“打过笔仗”，而只在引用了这些文字后淡淡地写道：“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颓废’了。”此后，钱基博也未对此再说什么，所以，说“钱锺书的父亲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显然是想当然―――既未交手，何来笔仗 再进而判断“这事估计钱锺书一直记着”，并把这作为钱锺书“一生中对鲁迅的作品是傲慢而轻视的”原因，就更不知所云了。
其次，还想提一下钱锺书在自己著述中对当代作家或学者的态度。其实，在钱锺书著作中，你不但很少发现鲁迅的名字，而且你也很少发现诸如胡适、陈寅恪、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等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的名字，有时，就是在文章中不得不涉及到这些人时，钱锺书也尽量不直接点出他们的大名―――譬如，钱锺书在访美时的演讲中曾提到解放前“一位大学者”曾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缜密的细心研究唐代杨玉环是不是“处女入宫”这个问题“ 这是 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 ’‘普希金抽不抽烟 ’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这个“大学者”显然就是指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又比如，在《谈艺录》中，钱先生提到“观《入境庐集外诗》，则知公度入手取径。……辑者不甚解事。如《春阴》七律四首，乃腰斩为七绝八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自是香奁拟想之词，‘闺燕秦声’之属。至据公度生子之年编次。此类皆令人骇笑，亟待订正。”这里的“辑者”是指当代学者吴小如。再比如他在《诗可以怨》一文中也对自己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曹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上是‘群’，筒直说得上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生活里，看人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我想，钱先生对当代文学现象、文学家、文学作品所以很少公开谈论，更少公开发表文章，首先是因为他治学严谨―――对还没有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不肯轻易花费自己的精力―――换句话说，因为对跨国界超古今的“永恒学问”的追求，钱先生可能对现实的关注少了点。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许渊冲谈过这样的看法：“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也就是说钱锺书没提到名字的现代学者或作家不一定就是他看不起或者“对其作品傲慢而轻视”，―――我们又怎么能因为他在自己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鲁迅的名字”而断言他对鲁迅作品“傲慢而轻视”呢
其实，要谈论鲁迅和钱锺书，我们最好撇开他们之间的直接碰撞而就他们的不同人文取向来做文章。我曾在《鲁迅世界》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文化太极》的文章，在其结尾我这么写道：“在我看来，如果说鲁迅是旧时代的掘墓人，那钱锺书就是新文化的建设者；鲁迅如蚯蚓，不停松动文明根系的土壤，钱锺书则如蜜蜂，辛勤酿就文化遗产中的甘蜜；鲁迅如经天烈日，光芒万丈；钱锺书则如晓风残月，回味无穷；鲁迅如烈酒，喝之则热血沸腾；钱锺书则如清茶，饮之则沁人心脾；鲁迅使我们感到生命的激越，钱锺书却让我们领略生命的厚重……还可以这么比下去，不过，我更愿意把他们二人比喻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鲁迅主阳，象征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钱锺书则主阴，体现出‘地道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同时，他们又各自阳中有阴―――比如鲁迅也有柔情似水的《朝花夕拾》；阴中有阳―――比如钱锺书在那次举世震惊的‘风波’以后也曾有‘对病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的喟叹。二人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神秘莫测至高无上的―――‘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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