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好像都很在乎“本命年”，有的说这一年好，会有好事；也有的说这一年可得注意，要系“红腰带”避邪。不管怎么说，今年是我48岁“本命年”，真不敢相信！书斋生涯，让我常常忘记了岁月、忘记了年轮，似乎只有冬夏，不觉春秋。
其实此刻的我并未咀嚼出“人生短暂”的无奈，甚至也没有一个学者要出书尤其
我的专业是中国经济思想史，1985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巫宝三先生的博士生，一晃就快20年了……那时候，刚从武汉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将到北师大工作的我，得到素昧平生的巫老亲切鼓励而报考。他多次谈到，相对于经济理论来说文史基础更为艰深，在我之前他一直没有招博士生。那时不像现在，博士学位获得者比较少，就拿现今的“显学”经济各科来说，迄1988年我国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者共仅65人，而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直到这一年才首次授予博士学位，获得者是北京大学的张鸿翼和社科院的我。有关本学科的学理特征、独有优势以及科研教育情况等，在与此同时出版的我的专著《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以经济思想为中心》中有详细论述。应当说，在后来的时光中我能够始终“甘坐冷板凳”坚守学科阵地，与上述经历也是分不开的。2005年恰值先师巫老百年诞辰纪念，此文集亦是对先生的告慰！
治中国经济思想史，对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的要求都比较高。抛开学术“大男子主义”不论，即使对女学者并不歧视的人，一般也认为女性在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中容易成功，而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则很难，这或许有一定道理，本人却不敢苟同。我以为，性别虽有差异但不是主要的，关键是都要有意磨砺并注意“补短”，有道是“天道酬勤”，但勤奋只是治学的前提，而理论素养的蕴积和研究方法的新探则是学问创新之根本，这也是20多年来自己从学与科研经验的总结。治学不同于讲课，后者主要是知识传授与思维启迪，前者则重在求实创新：或资料的新发现、或材料的新诠释、或成论的新修正、或内容的新拓展、或科研的新方法、或理论的新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抵如此。
自硕士生时代起我就比较自觉地注重加强理论方法的学习摸索，这与本科在河北大学历史系受到宋史专家漆侠先生的影响有关。然而，理论方法也要求因事、因时而“具体应用”或“与时俱进”，教条、僵化或照搬绝不可取。在珞珈山那小径紫藤的追忆中，更多的是当年周大璞、阙勋吾、尹进等不同学科导师的循循善诱和校方难得的兼容大度，使我这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得以兼修哲学、经济、历史、图书馆等学科课程，打下了从事科研的基础。来到巫老门下，我开始受到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深切感受到这位哈佛博士的风范，本书收录的《不惑人生》谈得详细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明白了―――理论是工具，而不是思维禁锢或既定答案，科研也不是为已有结论找证据作注释。这太重要了！于是，我摸到了学问的“门框”。直至今天，对20年来交往最多的吴承明先生“史无定法”之说的领悟，离不开上述思维理路之逐步演进。近日，八旬有七的吴老还为拙著《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写下序言。这些年来，我并没有离开史学的求教，王曾瑜先生治史的深厚功力与愤世嫉俗的风骨以及细微亲切的关怀，都是对我不断的鞭策。
我正式发表论文最早是在1981年春，当时24岁，本科3年级，发文两篇，一是关于隋代经济的，再一是有关先秦学术的。或许是偶然，经济与儒学的探究就这样开始了。至今恰巧又是24个年头，我迄今人生旅程的一半。我从这24年来已发表的130余篇中外文论文中选出中文作品30篇，为保持原文风貌，仅作了出版要求的注释统一调整和必要的字句修正。由于是独立发表的论文集成，个别内容难免重复，不同刊物的版式要求等也有不同，原有“内容提要”均不再刊出。原文先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及港台学术刊物上，其中多篇曾被转载、引用，有的还获奖。这里如实记录着我从学和科研的足迹，每篇文章力求有新意，或首次研讨、或提出新论、或修正成说，尽管今天看来有的可能幼稚粗陋，却是自己脚踏实地的求索历程。选文围绕“儒学与经济”的主题，这既是我20多年来跨学科科研的核心，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理特质的集合，占据学科很大比重的传统时代中儒学居于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专著的姊妹篇，正如吴老在其序言中所指出的，专著中许多内容都是长期治学的积累。的确，文集是专著的基础和前期研究，专著中的许多思想观点以及“问题意识”在文集中都依稀可辨；一些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到专著里得到深入拓展，而且有些论文本来就是相关课题的成果。学术创新必以深厚的理论探索和以往研究的分析总结为基础，这也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文集分为理论、历史、思想、比较和现实5篇。“理论篇”选文6篇，主要集中了自己在经济文化与学术史方面的理论探索。“历史篇”7文，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宋代的研究。“思想篇”8篇论文，均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宋代。“比较篇”4篇文，集中于中日比较。“现实篇”也是4文，治史不可不知今，其重心仍是经济文化。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自己治学的蜿蜒足迹汇聚而成的上述5个篇章，像是环嵌在“儒学与经济”花芯的5片花瓣，尽管不在同一平面且色彩纷呈，却鲜活地勾绘出我学术之花的基本轮廓：理论为先导，历史即根基，思想系主体，比较成拱卫，现实是落点。这花、这卉根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沃土里；这土、这人静静地存活在“显学”的边缘；这份安详，这份自得，绝非名利权贵能够领略。其实，老子早说了，福祸相依―――这大概也就是自己快要“知”的“天命”？ 本文系《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自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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