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期三天的八场报告中，30多位中外汉学专家，就以下五个方面作了系统且深入的探讨。
首先是关于汉学的本体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和发展始终是在与域外汉学的互动中进行的，并且西方的中国学从知识论到方法论对中国学术都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今天我们应当以比较文化的视野来对汉学各学科做系统的学术史研究。就有关汉学的名称问题，与会学者展开了深入地讨论。北京大学的严绍?教授认为，产生于西方的Sinology一词翻译成“汉学”和“中国学”都不是很恰当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许光华教授认为，尽管暂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译名，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界还是应当及早给出一个相应的名称的。究竟采取哪种译名为好，各位学者充分地陈述了各自的看法。
就汉学的性质方面，学者们一致认为，汉学是中西之间的对话，属于比较文化的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发祥教授认为，要有针对性地反馈西方汉学，提出了“引进我之所需、激活我之所存和发挥我之所长”的三项方针，并继而认为，反馈工作是一个中西互动的过程。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认为，由于绝大多数的国内学者对学术的了解范围只限于国内，导致了视野狭窄；而西方汉学则主要由于其研究的自成体系，从学生的培养到模式的运用、学际的交往，都在自身的体系之中流通，从而造成了中西学界之间的隔膜。因此他提出了，如何使汉学成为沟通双方学术的技艺的观点与途径的设想。
在汉学的方法论方面，北京大学的李明滨教授以三个例子具体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研究“大处着眼、细处着手”的方法，而周发祥教授认为，我们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实际上对外国汉学研究的再研究。
其次是关于传教士汉学的研究。传教士汉学是从游记汉学到专业汉学过渡的重要阶段。澳门理工大学的崔维孝教授依据第一手的资料，对以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托波休会―――方济各会所出版的中文书籍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李晟文副教授则对从1918年至1955年间70多位在徐州传教的加拿大籍的耶稣会士在沟通中加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幼文副教授对庞迪我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谭慧颖博士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活图”的探讨都为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钧副教授则从背景和目的、内容和范围、方法和影响诸方面对19世纪美国传教士汉学的特点进行了论述，提出应当历史地看待美国传教汉学的观点。
第三，海外中国宗教与哲学研究是与会专家关注的另一热点话题。专业化的汉学研究是汉学今后发展的方向，而海外中国宗教与哲学的研究，是汉学各下属学科中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拉脱维亚的汉学家艾恪（K.Eihmanis）博士认为，当代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已经离开了三教研究的狭窄范围，而随着时代思想的演变而把精力集中在探索发现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特质的新途径方面。他认为，《庄子》“天下篇”的第一句最适合描述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形势：“天下之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同样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学者史莲娜（JelenaStaburova）教授认为，中西传统哲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于以往的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英文翻译，应当运用当代的知识和方法重新审定。中国社科院陈开科博士对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巴拉第・卡法罗夫佛教研究的梳理，辽宁师大的李丛女士对前南斯拉夫学者拉多萨夫・普舍奇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质。
第四，国别汉学发展史也得到了相当的关注。这次到会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很多国家的汉学发展历史。英国牛津大学的讲师晁时杰（R.Chard）博士以他在英国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对英国的“汉学”与“中国研究”作了阐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真女士从汉学研究的视角、文化心理以及学术环境出发，对英国早期汉学的特点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学术史的梳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柳若梅副教授对截止至18世纪中国与俄国的相互认识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以第一手的资料证明了这种初期的相互认识对两国政治、文化关系的相互影响。南开大学的阎国栋教授认为，18世纪时俄罗斯“中国风”的形成实际上主要来自欧洲的影响，而并非来自早期东正教传教使团中的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丁超教授则对罗马尼亚当代著名翻译家、汉学家鲁博安对中国文化译介活动进行了评述。维也纳大学的李夏德（RichardTrappl）副教授对1973年至2005年间的奥地利汉学的发展作了回顾，并且充满希望地认为，汉学发展的辉煌时期在未来。来自匈牙利的中国佛教专家郝清新（ImreHamar）副教授对匈牙利汉学，别是在中亚方面研究的成就做了介绍。越南胡志明市外语信息大学的陈吉雄教授对汉学的传入对越南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
最后，还有部分学者的报告涉及到个案研究与中西交通。个案研究中有对著作的研究也有对人物的探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丁凤新博士对李约瑟的研究，将李氏早期的中国情结与他的政治信仰结合起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李约瑟中国情结的背景。魏崇新教授通过对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的分析，强调国学每一领域的专家应当与海外同领域的学者展开对话，从而使这一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李雪涛博士则通过孔好古（A.Kon鄄rady）对林语堂于1923年在莱比锡所写的博士论文的评语，认识到当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人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的漠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任大援先生认为，19 20世纪外国人对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石云涛教授结合魏晋南北朝时使节、商旅和佛教僧人的行踪，考察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通，为隋唐中印交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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