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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贯通自得于己

2005-08-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陈戍国先生长期致力于经学研究,积累深厚,著述繁富。近年来,以一人之力,遍注群经,《四书校注》(岳麓书社出版)一书便是陈先生群经校注系列中的一种。

《四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南宋以前,已有不少儒家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加以重视。自南宋朱熹辑合《四书》,大力推崇表彰之后,

《四书》地位更加突出。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四书》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对《四书》思想资源的利用与智慧的吸取。然而,二千多年漫长的时间距离又使这种利用、吸取显得颇为艰难。虽然从宋到清,历代学者不乏各种对《四书》的注解疏释之作,但对于现代人而言,阅读这些注解疏释本身实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对《四书》进行点校、注释与解说,为现代人阅读、理解《四书》提供一个阶梯,就成为当今文化建设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为一部积多年沉潜之功而完成的著作,《校注》成熟而清湛,体现了继承传统与自得、创新的统一,学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作者在对历代《四书》学成果了然于心的基础上会通诸家,择善而从,使本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作者实际上已不仅仅是满足于让读者对《四书》作一般性的了解,而是力图引导读者深入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使其尽量了解历代诸儒的相关成果。综观全书,可以看到,历代诸儒的有代表性的成果,作者都尽量述及,并在经过充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进行吸收。

不仅如此,作者还非常注意吸收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孟子・告子下》“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一语,古今校点注解者几乎都将“行”字属下句读,而《校注》则作“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据作者的说明,这是对王定焕先生发表于中华书局1988年版《文史》第三十辑中论文《<孟子>句读商榷一则》中观点的吸收,同时,《汉书》、唐五代敦煌变文中也有“身行”并列、连续的几个例子可作为补充。当然,作者对历代《四书》学成果的吸收、利用是建立在审慎地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发现前人见解有误,作者决不盲从。

礼是贯穿先秦时期社会生活诸方面的重要内容,《四书》中涉及礼制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在《校注》中,作者凭借自己对古代礼制的深入研究,对《四书》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详注。在《校注》中,诸经书之间的互证、互相沟通的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作者在各经典之间游刃有余,为深入说明一事,其它经典中相关的佐证材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显示出非凡的学术功力。

《校注》很好地处理了对传统思想文化继承与批判、吸收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校注《四书》,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作者对经典相当尊重,努力从中发掘出可资借鉴利用的思想资源。如在论及《论语・季氏》中“君子三戒”时,作者强调孔子此论“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可资后世借鉴”;在论及《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的王道理想时,作者也强调孟子首倡的保民、行王道、与民同乐的主张“自有其政治意义与思想价值”。对于《四书》中一些长期以来为人诟病、引发争议的言论,《校注》也试图通过重加解释而进行辩护。虽然这辩护或恐一时难以取得学界共识,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珍视传统资源的良苦用心。

当然,作者决没有因为珍爱传统而拘守藩篱,一味美化,曲意回护。在对待《四书》的态度上,作者表现得相当客观、理性。作者谈到自己在孔孟两者中,更为推尊孔子,认为“孔与孟,大醇而小疵。孟之疵,实多于孔”。但即使对于孔子,作者也颇多批评之言。其态度之通达,由此可见一斑。在全书中,作者对《四书》的思想内容有赞扬与称颂,也不乏批评与否定,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而其立足点又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如何使传统的思想资源更加有益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因此,本书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四书》文本的校注,还包括了作者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建设关系的深度思考与精辟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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