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墨］富恩特斯著 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卡洛斯・富恩特斯本来是打算想写一部墨西哥现代史诗的。
如果换一个才华不那么卓越、经
当阿兹特克最后一任土著国王夸乌特莫克倒在西班牙殖民者的锋镝之下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自己将被人民树为民族英雄，几百年间激励他们为独立而斗争，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地位将在20世纪发生动摇。独立后的墨西哥先后经历了圣安纳和华雷斯的统治，到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渐渐安定，但在迪亚斯独裁了34年之后，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不得不在剧烈动荡中尝试民主化革命：起初是不谙政务的庄园主马德罗（这位先行者因其理想主义人格，后来备受自由派的普遍敬仰），然后是韦尔塔和卡兰萨，在后者的任内颁布了1917年宪法，墨西哥革命算是有了法律准则。然而卡兰萨自己不久却死于政治暗杀。
卡兰萨是在劳拉・迪亚斯与工会领袖胡安・弗朗西斯科结婚的那一天被暗杀的――富恩特斯本可以把这个事件描写得更有震撼力，但他只是提了一笔，就匆匆进入夫妇生活的下一个单元。墨西哥的每一步民主化努力都伴随着血与火的较量、集权和镇压，政治人物如履薄冰，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富恩特斯本想用劳拉，一个弱女子的眼睛来感伤地描述其中的险恶。劳拉刚满12岁的时候，同父异母哥哥圣地亚哥就因支持马德罗革命而被政府军杀害，尸体被密密麻麻的子弹射穿。这场悲剧让她的生活再也无法平静。但是，当故事从劳拉的童年生活进入作家最擅长的“全景叙事”、政治辩论和党派斗争四面开花的轨道之后，他仍然克制笔墨，让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停留在为女主人的行动做注脚的层面上。
劳拉与历史的接触是从列席丈夫和同志们的会议开始的，男人们无休止地争论着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利益。有人开玩笑说：“墨西哥死了一百万人，可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酒馆斗殴死的。”言下之意，为革命捐躯跟斗殴而死差不太多。《最明净的地区》就有主角最后在酒馆里死于非命，野心勃勃的人生之旅戛然而止，令人意外。富恩特斯本可以在这个意思上停留片刻，但他急着要赶下一历史阶段的班车，决定把臧否人物的任务交给劳拉――一个女性的感受去打发。1928年，也就是富恩特斯出生的那年，竭力将革命活动导入良性渠道的奥夫雷贡总统又死于宗教狂热分子之手，我们只记得劳拉为他献上了女性味十足的同情，“他聪明、精干，虽说比不上战斗照片中那么帅，照片里的他头发金黄，年轻力壮，双臂齐全地战斗在沙场上，而现在，他掉了一只胳膊，头发也白了……”这些感性的话语完全决定了奥夫雷贡总统小说中的形象。
作家太渴望写一部完整而富有人情味的民族志了，他让感伤的情绪恣意渗入到小说的肌理之中，乃至操之过急地让一些人物推心置腹。《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里，主人公有位自居人生过客的情妇――劳拉・里维埃；到了这部小说里，这位风尘女子陪同克罗斯遇到了劳拉・迪亚斯，在道德意识更强的后者面前，她一开口便暴露了内心的想法：“你知道这一切会通往哪里？通往一种永远残酷的道德准则，它让你最后憎恨你自己。”富恩特斯本想让这个人物摘下面具说话，却无意中让她扔下了又一个面具，因为劳拉・里维埃露一下脸就退回了幕后。
在这部小说中，有太多的人物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许多重要事件突然杀了进来，然后被草草地打发掉。劳拉与丈夫闹翻，投入了情人奥兰多的怀抱，后者牵着劳拉的手（“就像是维吉尔牵着贝阿特丽兹的手，而不是但丁的手”）去浏览一个真实的国家：“告诉我，你能为这个叫做青蛙的只能用干瘪的大腿根蹦来蹦去的女人做些什么？……你能为这个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四肢的，一天到晚像条蛇一样在街上蠕动的男人做些什么？……劳拉，我命令你睁开双眼，不妨问问你自己，你能对这些做什么？”在这里，按过去的习惯，富恩特斯本可以以知识分子辩论的热情去分析革命的表象和本质，但他却让劳拉来生发这样一点感触：“我们一直生活在保护伞下”，我们应该对亲人们多一些关爱，“让他们仍然沉浸在原来的幻想之中。”
富恩特斯变了。过去的他动辄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填进人物的头脑，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如今的他希望返璞归真，专心塑造一个从历史的潮涨潮落中平静地走来的见证者，一个女性。但问题在于，在人物与历史之间，他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他本应该想到，绝大部分读者是不熟悉墨西哥历史的，一笔带过的历史事件很难在他们头脑中留下印记；他本应该想到，在西班牙革命、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的政治流亡大潮以及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这些事件进入小说的时候，刚刚受到一点触动的读者都希望作者能继续深入下去，而不是紧跟劳拉・迪亚斯的行踪，把情节遽然切换到一间办公室、一处舞会现场或一张床上。
所以，大半辈子泯然民间的劳拉・迪亚斯晚年突然成名也就不奇怪了。劳拉当了一名摄影师，怀着受艺术家朋友以及早夭的长子熏陶出来的艺术修养，用镜头摄下了墨西哥的至善与至恶，并一举成名，很快赢得了批评界的认可、名声甚至财富。很显然，作家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劳拉直接充当他的代言人――摄影师，一个再合法不过的旁观者身份――是为了给这篇局外人写的历史流水账取得一个局内的立足点。然而，富恩特斯本可以用他昔日烈焰般的激情描述1968年大屠杀的来龙去脉,可惜，年过七旬的作家只是用呓语式飘忽不定的文字，让心如止水的劳拉摄下一个又一个模糊不清的画面，乃至神色平静地为死难者之一的孙子收尸。历史细节再一次在他的指缝间遗憾地流失了。
富恩特斯还是那个富恩特斯，那个半个世纪以来，墨西哥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只不过如今的他饱经风霜、铅华洗尽。《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本是一场雄心勃勃的尝试，他也完全有写史诗的资格；事实上，如果换一个才华不那么卓越、经验不那么丰富的作家来写，这次尝试必然会是一场惨败。1999年问世的小说成品仍不失为流畅、优秀、充满感人故事和奇闻轶事的佳作，但相对于作家的期许和使命感而言，结果却是令人遗憾的。富恩特斯本应在全方位地叙述墨西哥现代史和着力刻画一个动人的主人公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本应更加仔细地设计形式，本应让历史细节与人物的关系更加紧凑。当这部史诗勉勉强强走到最末的时候，我们发现唯一的主人公劳拉・迪亚斯竟然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她的分量不是过重就是过轻，不是严重干扰了史诗的节奏和繁简，就是根本不足以立起为一个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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