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00年岁尾，我和我的导师张志忠先生，与中央电视台编剧、作家徐小斌女士邂逅。我们闲谈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张志忠说，如果叫他提名，他认为最有资格获奖的应该是贾平凹。徐小斌则说最欣赏刘恒。这两句话都给我留下印象。
之前与之后，我陆续看过刘恒的《伏羲伏羲》《白涡》《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从刘恒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其表现出的潜力、资质看，可以说，他应该是属于老舍、沈从文、张爱玲那个级别的小说大家了。所差只在旁骛太多，编剧、导演、作协主席、刊物主编……究竟还有多少心思写小说，我就说不好了。
当然，后面所有这些，也许的确在起初提升了他的人气与知名度，使他的作品能够在第一时间大面积覆盖出去，很快进入千百万读者的阅读视野，并让我们迅速理解、接受。
我“走进”刘恒的经历，大概就具有代表性。
第一次知道刘恒，是在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读书时。那天，学校露天广场播放陕西籍名导张艺谋的《菊豆》。我看到荧幕上赫然打出了“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编剧刘恒”等字样。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是谁啊？能和张艺谋合作，而且据说是反响极好，大概不是等闲之辈。
不久，我又看了张艺谋的又一部名片《秋菊打官司》，上面打出的编剧同样是刘恒。它们留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我就揣想那位创作了它们的作者，更应该是了不起的。
在这么一个潜意识推理逻辑和好奇心理的驱使下，我马上去书店买来刘恒的小说，看了他的简历，发现他和莫言、刘震云、王朔等作家一样，也曾当过兵，即刻就生出亲切感。用我后来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这可是我们部队‘培养’出来的作家啊”。
几年后来到北京，我看见他的《贫嘴张大民》在各大电视台热播，马上连接起过往的美好记忆，忙又找到他的同名小说来读。
在我看来，好的影视作品，一般都是根据某个出色的小说改编而成。从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到李碧华的《胭脂扣》、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杜拉斯的《情人》、米切尔的《飘》（电影《乱世佳人》）等，无不如此。但是，通常这样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无法完全表达原小说所能达到的表义深度和宽度，内含的意蕴、修辞的精美、语言的风采以及作家通过作品流露出的自身所特有的灵气神韵，更不要说还有人物的模糊、曲折、委婉、含混的心理与不同个性者的微妙差异等，非文学语言、诗性化语言不能达至，非有悟性者，体会不精切。单看刘恒的影视作品，是远远不能了解这位作家的。
而况，对于我这样“挑剔”的读者来说，当代人写的小说我一般不看，能够引起关注的渠道之一，便是通过看改编的影视作品。从这一点论，刘恒的“影视缘”在他是居功甚伟了。后来他兴趣的转变多样，正是与之大相关联的。
无论怎么说，今日之刘恒已经在一点上，成为中国作家的“领头人物”，永远为绝大多数前人、后人所不可能达到，这就是他的导演和编剧身份。刘恒的最大特色，也正在此。
从他手里，陆续推出过家喻户晓的《少年天子》、《贫嘴张大民》等精品――推出它们，不仅需要丰沛的情思，也需要刚健的体魄，需要“行家”亲临拍摄现场，给剧组成员讲解，作具体而全面的“指导”。
或许正是由于他的多才多艺、独树一帜，在2004年的北京市文学节上，他才被众多专家、学者，一致地评选为惟一的“文学创新奖”得主，与白先勇、王蒙一道，成为一时之瞩目、新闻之焦点。
小说家的事业与之适反，它是寂寞的，要求守住孤独的；刘恒本人有着强烈的自知之明，把写小说和整影视之间的分寸拿捏得当，也一直低调做人，从不主动迎合什么，除非是不得不遵命，推卸不去了，才来“认真”应景――他的应景也是认真的应景。因而受到关注、奖励，得到读者与观众的肯定。
后者又很自然地成了他增加阅历，丰富生命资源，为将来写出更优秀的小说，把他推进更远的动力源泉。
对于一个生命力如此强盛的作家来说，他的每一点生活，都不会白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