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集成・阿拉伯现代文学史》季羡林主编 仲跻昆著昆仑出版社2005年出版
过去我们也许可以用流派或主义之类界定或概括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化
此外，中外关乎文化功用的说法不胜枚举，比如富有集体主义色彩的载道、认知、愉悦、审美以及陶冶情操、激发想象等等。但时过境迁，文化已经渐渐地疏离了它许多的功能；尤其是严肃文化，正渐渐从大众的关注焦点中淡出。盖因当今世界无奇不有，惟一阙如的是恰恰某种相对统一的认知方式、价值标准和审美诉求。于是，“文艺死亡”、“理论终结”之说不胫而走。当然，死亡的既不是文艺，也不是理论，而是相对统一的认知方式、价值标准和审美诉求。
正因为时代价值的相对性和多元化，正因为西方跨国资本及其价值观滔滔者天下皆是，编撰一套《东方文化集成》的必要性是无庸置疑的。季羡林先生的总序则更令人不能不深长思之。
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或者“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世间万事往往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朴素的道理从我们的祖先传到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的确往往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长短好坏。20世纪，随着相对论的提出，朴素的道理得到了科学的论证。于是，人们无不拿相对说话，甚至把20世纪说成是相对论时代。相对论的时代必定是价值多元的时代。于是，从由来已久的文化保守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古今东西，一切的一切正杂然并存于当今世界。于是，“后”潮奋涌，却大都指向不确定性或极端主义。然而，生活在我们这个还有国家、民族之分，是非、正邪之争，强弱、美丑之别的世界里，除了要有一般的真理观，还需要有起码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审美诉求和行为准则。这恰恰也是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或可使人处变不惊、见多不怪。
从一方面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经典往往是各民族基本价值观和审美方式的反映，因而也是各民族特性的核心因素和基本认同的情感纽带。这种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它们既是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基础，同时也是使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精神基因。大到世界观，小到一般生活习惯，文化起着精神基因的作用。换言之，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对独特的染色体。这种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的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自己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鲜明个性。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不断变化的和不可淹没的个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才变得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他者研究和了解、交流和借鉴。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文艺也罢，文化也罢，归根结底是精神产品，是一时一地的人心、民心的集中体现，是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的认识观、价值观、审美观的综合反映。因而，它们常常是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
从另一方面说，无论多么高级、多么社会，我们总还是动物，有一切动物的基本根性。我们之所以高级则恰恰是因为我们具有超乎其他动物的认知水平、审美水平、工具制造和使用水平等等，以及更为丰富复杂的情感及情感表现方式。而这些都是后天的，是需要经过传承、修养才能够达到的。狼孩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和果蝇两种基因图谱的相似性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是后天的，文化的传承和感知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尽管程度不同，当一个人吟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或诸如此类的名句时，想到的感到的或萦绕于潜意识的便不仅仅是两句诗十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情感的、认知的、价值的、审美的共鸣，其背后则是整个中华文明。
这是最为概括的一种说法。而事实上文化的复杂性是人类之复杂、人性之复杂的最好见证。从古希腊的“摹拟”说、“净化”说或有害说（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到我国古代的“载道”说、“言志”说或“倡优蓄之”的“雕虫小技”说、“玩物丧志”说；从西方的“认识功能”、“愉悦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形形色色的形式观、游戏观、虚无观等等到我国的“兴、观、群、怨”和“无用之用”甚至“五色五音”的目盲、耳聋之说（《老子》）等等。虽然程度、侧重不同，但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及文学（人类）的矛盾特性。同时，作为精神产品，东西方文化在功利性和非功利性方面的认知常常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曰文化于饥肠辘辘者无用，犹如科学于急功近利者无异于夏炉冬扇，其证据乃是诗或相对论不能当饭吃；另曰文化于饥肠辘辘者有用，其经典证据则是革命文艺或诸如托尔斯泰者（用文学让贵族放弃一些特权）在时代变革中的巨大作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近一二十年以来，季羡林先生再三提起的东西文化板块说无疑也是一种概而括之的说法。在古代，虽然东方文化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西方文化，但毕竟向度有限，故而说“东方文化重综合”、“西方文化重分析”并无不可。然而，时至今日，再用这种说法（或想法）去界定东西方文化就有简单化、排中律、形而上学之嫌。这样，季先生虽曾援引古代波斯人和中古阿拉伯人的说法，如“希腊人仅懂得理论，惟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或“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和“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等等；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似乎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了……直到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昆仑出版社，2005年）
如今西方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东方，可见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至于能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取决于诸多条件，难以一概而论。尤其是当下“全球化”浪潮滚滚，“两大文化”、“四大文化”、“八大文化”或多种文化板块的共存和互动进一步印证了文化发展的“大同”趋势（也即马克思在预言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所说的“国际的性质”），孰优孰劣则益发更多地体现于不同或小异之中。世界如是，东方的复兴、中国的复兴恐怕有赖于如何利用这个“大同”，同时了解别人的小异、保存自己的小异，而不是一味地沉溺于祖宗的一些理念与说法（比如“天人合一”，当今西方不乏信奉“天人合一”的绿色和平人士，而我们身边与此思想背道而驰的人则大有人在。可见思想和技术一样，一旦生成，是没有国界的，关键看你是否愿意奉行以及如何奉行。而是否奉行、怎样奉行都是价值判断的结果。总之，民族传统及理念倘有道理，当然应该坚定地传承和弘扬；但相反的也应该勇敢地承认并抛弃。否则，近现代中国和东方的落后就无法理解和改变）。同样，言必称西方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西方有识之士以为不可，稍微有一点头脑的国人也绝对不能苟同。因此，无论对人对己，洞幽识微、实事求是、取利去弊是最最重要的。而文化正是我们透过“全球化”“大同”窥测民族或区域、流派或作家之不同的最佳途径。
简而言之，各种不同构成了目前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这势必向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多元和自由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这就是说，多元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终究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两难性：倘使我们不注意保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力挺多元文化，就有可能被强势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主体意识、民族意识；但是倘使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独尊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就有可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而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是有过惨痛教训的。然而，知己知彼地拥有“世界眼光”是何等的不易。在这方面，季先生老当益壮，作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尽管他的美好愿望未必完全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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