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的形成是与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性的总体战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史也可以说是近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全民动员史――这一思想是佐藤卓己在《现代传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中心主题。
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以后所形成的总体战―
书中首先对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概述，作者指出，乍看起来似乎是客观形成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战时动员体制这一20世纪的范式之上的。“信息”和“大众传播”分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体战的体制下所形成的概念，运用这些概念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研究，也自然是总体战体制下的产物。接下来，作者按照时代发展的顺序，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90年代，分别就出版、报纸、无声电影、宣传、广播、有声电影、电视和“新媒体”进行了论述。按照这一思路，作者通过具体事例论述了传媒在现代社会的形成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
在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美国的学术界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大众传播研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战时宣传研究。政治学家拉斯韦尔、集团心理学家卢因、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和社会统计学家拉扎斯菲尔德，都是大众传播研究方面的大家，他们提出的理论分析模式至今仍有影响。尤其是施拉姆曾写到“大众传媒的威力胜于原子弹”，后来他又将其修正为作用于个人的“皮下注射”，首先提出了“子弹效果”说。他在伊利诺斯大学开设了美国最初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并编写了经典性的教科书《大众传播》。
在德国、美国和英国之外，作者也对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媒体进行了考察。同样，日本的媒体也被人们视为具有“子弹”效果的作用。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日本的媒体是由日本情报局所直接管辖的。在战后，经过由美国所主导的民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将日本政府与媒体分离开来，在解除了政府对媒体和言论自由的限制的同时，也使得日本媒体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和自由，这也是战后日本媒体摸索独立公正的报道方法的开端。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现代传媒史》的视角与方法与当今日本学界的主流稍有不同，因为在这以后还会有多少日本学者再以传媒史为书名从事著述似乎是一个问题，日本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正在发生大的转向。在当今日本，对于如何确定传媒的位置，人们在认识上存在分歧。这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研究重心由对报纸和传播学的研究过渡到社会信息学的研究、并最终于1992年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已由近代报学、现代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过渡到了社会信息学的阶段，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为社会信息学所取代的趋势。发生这种转变的背景是，在分众正逐渐成为传播的主要对象的时代，人们对传媒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一现象也可以说是“后现代”社会的意识表征。而且，这种变化还有进一步加速之势，最近，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东京大学的社会信息研究所又已被整合到了新的信息交叉学科之中，该所似乎已不复存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其所赖以成立的社会现实。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则起步较晚，大众传播研究如今仍是“显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对传媒和传播了解甚少，而且传播学也曾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尽管这门学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由施拉姆理论化成了一门学科，但我们并没能马上将其引进过来。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4年因《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而一举成名，他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和“地球村”的概念在西方世界早已为人所知，并对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我们对麦克卢汉这样一位预言家式的奇人也不怎么了解。如今，我们生活在被称为“地球村”的世界里，起初我们还不乏新奇感，但殊不知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已对这种“生活环境”尤其是人们的交流方式做了精湛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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