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要面向知识大众

《历史学家茶座》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肖黎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出版

采访者：最近，因为王曾

肖黎（以下简称“肖”）：我自从退休之后，就一直想着做点事，做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学术的事。头两年我在书店里看到《经济学家茶座》，觉得非常好，既有学术文化品位，又有可读性，贴近现实，文风清新，很多文章都给我启发。后来，又看到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社会学家茶座》、《法学家茶座》、《艺术家茶座》等等，都很好，就想，历史学也很重要啊，历史学家也应该拿出这么一本东西给读者。我自认为自己编辑的想法比较成熟后，就与山东人民出版社联系，没想到人家很热情，对我这样一个退休的人这么重视，金明善社长亲自为此事来北京，大家的想法不谋而合，合作就这样成了。

采访者：您在第一辑的卷首语中，特别强调历史学要关注现实，文中还提到张纯如。

肖：去年，许多媒体都报道了以《南京大屠杀 一场被遗忘的浩劫》闻名于世的华裔作家张纯如不幸自杀身亡的事件。在各种报道中，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的一番话更让我关注。他说，在海外学者间流传一种说法 三个老教授，比不上一个小姑娘。“三个老教授指的是唐德刚、章开源、吴天威。三位都是历史学界享有声誉的老教授，也一直希望西方人认识南京大屠杀，没想到他们的心愿竟然是一位小姑娘完成了。”当然，这个说法未必准确，虽然有些片面，但却深刻。

面对这样一位小姑娘的作为，我不知史学界有何反响？但它却让我心中难以平静，反思了许多问题，感受特别强烈。一是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中国史学界。“文革”后，史学界一直在认真地反思。然而，在反对“空论”之风和“影射史学”之后，许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在研究中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渐已成为时尚。久而久之，出现了中国历史学界对现实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缺位与失语的尴尬现象。人们不禁要问，历史学有什么用？难道它只是为了满足史学家个人的兴趣爱好吗？长此下去，史学就会真的到了危机时刻了。

采访者：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所谓“史学危机”的话，重要原因之一是历史学与现实的脱节，历史学者在研究中与现实保持着距离？

肖：历史与现实是割不断的。研究历史，不着眼于现实，历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试想，我国的《二十四史》如果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能够流传至今吗？有些人出于“学术的纯粹”和求真的愿望，极力推崇“为历史而历史”，作为个人的好恶，无可指责;作为中国史学界，默认远离现实，崇尚空谈，则需要慎而思之。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历史的是现实的人，他必将带着现实各种不同观点、不同认识研究历史，书写历史，不可能切断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这就是现实。学术研究是离不开现实的。谁离开现实，谁将被现实所冷落，直至抛弃。

采访者：但是学术研究毕竟有它自己的兴趣，有的时候恰恰要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才能保持学术的客观、学术的自足性。当然，学术研究也有一个表达的问题，而且，好的学术成果，需要好的表达。

肖：史学研究成果如何表达，这本来不是问题。从我国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历史学的表达方式不仅多种多样，文字也极富文采。远如司马迁，近如梁启超，读他们的著作，不仅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而且有文采、有魅力，生动感人。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历史学家似乎只会写诘屈聱牙的论文，其论证的繁琐、叙述的拖沓、文字的干瘪、情怀的冷漠，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多年来，史学界的研究者往往满足于自说自话，从不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而张纯如则不然，从现实的关怀入手，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全景，因而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已故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安布罗斯曾说，“张纯如可能是美国最优秀的年轻历史学家，因为她了解必须用引人兴趣的方式来传达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种史料丰富驳杂，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分工变得越来越细。这种情况在现代的学科发展框架中，越来越明显。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大都狭窄，且画地为牢，研究古代不知近现代，研究明清不知秦汉者大有人在。因此，他们不仅与社会有所隔离，就是在史学的圈子里也缺乏交流。他们很孤独。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有话要说，而且有很多话要说，却没有地方说。

采访者：不是有很多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期刊吗？即使相对浅显、通俗的连续出版物，也有，有名的比如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已出到二十多辑的《老照片》，河南大象出版社的《寻根》，还有中华书局的老牌的《文史知识》。《历史学家茶座》呢？

肖：《历史学家茶座》作为山东人民出版社“茶座”精品书系列之一，不同于学术期刊，只为少数研究者阅读;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文化知识读本，做些基本常识的介绍，她想架起一座桥，把历史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广泛传播到社会，同时也展示当代史家的心路历程，以便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历史学家茶座》面对的是知识大众，她的话题是关注现实、知识大众所关心的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以及历史学家启迪人生的真知灼见。

采访者：什么叫“知识大众”？

肖：有一定文化基础、不只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关心社会历史的这部分人，他们有阅读的习惯，有求知的素养，愿意而且能够从求知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并且愿意为这种精神上的愉悦付费。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在此范围内，可是很遗憾，在当今中国，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已经不再从这种求知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了。

采访者：这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学者们为知识大众提供的有用而又有趣的精神产品越来越少。

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同其他人文学科相比，显得保守，进步不大，趋于边缘化。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史学界关注现实不够，对当今社会现实中的问题不是缺位就是失语。当然，少数历史学家躲在象牙塔里从事远离现实的学术研究，也是可以的。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群体长此下去，不关注现实，势必将被社会所遗忘。另外，即使有些研究课题很有现实感，也因其深奥艰涩的论述，难以走出史学圈子。《茶座》提供一个小小的平台，请史家出谋划策，在历史学如何服务社会、关注现实、贴近知识大众做些探索，力求把一部分历史研究成果传播到社会。同时，《茶座》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也请史家以轻松、平和的心态，述说其治学甘苦、学术论争、师友情怀、人世沧桑，展示其人生感悟、社会良知，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就像金明善社长所提倡的那样，《茶座》系列，力争做到有味、有趣和有用。

采访者：作为新近推出的“茶座”系列中的一种，《历史学家茶座》是否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肖：现在的内容，大体分三个层次 一是社会一般大众很好接受的，也愿意接受的，如“九一三前夜”等文，这是历史解密性的文章，有广大读者群，文摘类的报纸愿意摘登。但不是我们的强项，文章难求;二是社会知识大众和史学界都能够接受的，如《开会的历史》，《以国家的名义》等，以及将要出版的第二辑中的《杂谈历史剧》、《鸦片：从天使到魔鬼》等。我们应多刊登此类文章，有深度，有知识含量;三是史学界圈子里接受的，对史学界现状的分析有用，读者面不宽，应发，但可少发。我以为，《茶座》系列有共性，也有个性。《历史学家茶座》不同于《经济学家茶座》、《法律学家茶座》，现在，经济学、法律学是显学，社会大众十分关注，且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贴近百姓生活，实用价值大，内容更加适宜大众化。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茶座》与《经济学家茶座》、《法律学家茶座》不可比。但是，从文化的层面上看，《历史学家茶座》是有优势的，从广大群众对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关注，可见一斑。中国历史绵长，内容丰富多彩，只要选题恰当，文笔生动，还是有读者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