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凸现，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老百姓“我要说话”冲动的激发，以短、平、快为特征的时评的兴起，……诸多面相逼出了两个问题：作为一种文体，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杂文还有无生命力？杂文如何走向？
不必讳言，在有人宣布“杂文也是石头”后，因为生存策略，杂文作者的兴趣一度变得琐屑零
碎，专注于“嘲风月弄花草”，杂文一度成为一种软绵绵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候，时评如异军突起，它泼辣，明快，直截了当，大占风头。相形之下，杂文阵地日渐萎缩，杂文报刊明里暗里向时评化发展，……这些现象结合起来，便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判断：在社会转型中，各种利益群体都有发出各自声音的渴望，如果舆论环境宽松，人们要选择一种体裁表达自己的诉求时，杂文已是下下之选。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杂文的艺术特征是“曲”，在兜圈子的过程中作者的学识、才华和文笔之妙得以体现，读者的鼻子被作者牵着绕圈；时评的艺术是“直”，直入主题，一把抓住实质；杂文更适合表达作者的才华，而时评更适合表达作者的思想；有话不妨说就是了，何必要绕弯子呢？所以，杂文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变化，杂文的衰落将是必然。这种“民主终结杂文”论我已在《杂文月刊》2004年第8期上半月号上撰文反驳过。但我还得承认，这种观点在不少人那儿还有市场。究其实，这可能与多年来读者对杂文这一文体的不全面的认知有关。提到杂文首先要想到鲁迅，而一想到鲁迅，就是教材、选本里鲁迅先生那几篇和人论战的文章，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学与出汗》、《我还不能带住》等等，如果用平和的心态，应该说这些文章远非鲁迅杂文之上乘，但依靠某种为迅翁所无法预料的话语霸权一纸风行，使不少接触杂文的人误以为杂文就是像这几篇“范文”那样，闹点意气，怪怪地说话。这当然是对鲁迅的误解，也是对杂文的误解。瞿秋白在给《鲁迅杂感选集》作序时曾经界定杂文是思想和文采俱胜的论说文，用这个标准衡量，鲁迅杂文里有许多精致而深邃的佳作。像《我之节烈观》、《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春末闲谈》、《看镜有感》至今还能让我反复涵咏，这些文章所见甚深，所虑甚广，使人眼看现实，追怀过去，联想未来。当代杂文界中也尽有一些关注重大、敏感问题而能或喷薄而出或曲折有致地表达的佳作。有人认为“曲”是杂文的劣势，此论不说系似是而非之谈，至少也是太简单化了。也许在特定的时代，“曲”的确是杂文家的一种书写策略，但杂文作者也在与时俱进。近来文坛不是流传几篇锋茫毕露让人击节的檄文吗？他们哪儿有一点“曲”的味道？笔者偶尔写点杂文，也从未去刻意追求什么“曲”的艺术，我写过一篇《独立人格是怎样失去的》（原刊《杂文月刊》）论知识分子，《“地雷战”不浪漫》（原刊《湘声报》后被近期《杂文选刊》转载）说抗战旧事，它们显然不是时评，但却并不“曲”也没有给人留下“兜圈子”的感觉，朱铁志先生还谬赞“沉着痛快”。此处并非想拉名家以自夸，只是想说明两层意思：“曲”并非杂文的天然属性，好的杂文也是可以不“曲”的；如果“曲”是指文章的婉转多变化，杂文的“曲”又有何不好呢？这不是杂文升入文学殿堂的必备条件吗？
在时评走红的映照下，有人认为杂文的不振（就算这一判断是真的）是因为“曲”了，因为过于讲究文章作法了，因此振衰之道唯在于时评化。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文体来说，泯灭其个性都等于自我取消，杂文当然也不会例外，当杂文已经没有了那种独特的杂文味时，“杂文”还能叫杂文乎？窃以为当下杂文如果真有什么欠缺，那倒是个性太不突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作者对作法太不讲究了，导致笔下作品文采和思想的深度均无法让读者满意。思想文采俱胜的杂文永远是有生命力的，这至少是我这个初学杂文的作者努力的方向。
杂文不能走时评化的路子，但这不等于说时评的勃兴没有起到给杂文的走向提供一种参照的作用。时评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具备极强的时效性。姑且不论这一点是否绝对有利于时评创作，而反思现当代杂文史，因为作者屡被现实势力所伤，多数杂文是不以活生生的现实申发、立论的，“杂文不说身边事”几乎已是一条杂文界的潜规则，鲁迅杂文中直接针对现实说话的篇什也不是很多。就这一点而言，杂文似乎有必要向时评学习，多多关注现实。既要有笔墨纵横古今中外的“大”杂文，也应该有干预生活的小匕首。当然这种小匕首不是那种三言两语的新闻言论，仍然还是婉而多讽曲折有致让人会心一笑的正宗杂文。这就需要从写法上下功夫了。
我对杂文始终充满信心。我认为，在公民的权利意识刚刚觉醒的时候，即兴、粗放式的言论得到受众的欢迎是自然的，时评的涌现正好顺应了这一需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受众素质的提高，人们不仅关心“说不说”、“说什么”，同时也会关心“怎样说”，而杂文在“怎样说”这方面堪称独占胜场，所以我的看法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杂文仍然大有所为，杂文报刊也好，杂文作者也罢，只要在“说不说”、“说什么”和“怎样说”上狠下功夫，是不愁没有一番用武之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