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里说过的话，真精彩。
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历史的全部理由。
中国文人，一方面创造着历史，一方面也在记录着历史。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拥有五千年记史传统而不间断的唯一民族。近三千年来，
尽管从事记史的中国文人，活得并不开心，这其中，如司马迁，刑余之徒，羞辱到极点，苦楚到极点，也没放下手中的笔，矢志不移地记史。正是一代一代，前仆后继的文人，薪火相传着这个光荣传统，竭尽绵薄，恪守厥职，才有一份如此包罗万象，如此巨细悉备，如此绵长久远，如此丰富多彩的史籍遗产。
鲁迅先生在这篇《华盖集・忽然想到四》的杂文里，对这些文人笔下的历史，也表达了他的遗憾。
一是“涂饰太厚”；一是“废话太多”。
“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他的结论，很形象，也很贴切。“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到点点的碎影。”
鲁迅先生所指的“底细” 说得白一点，也就是历史的最彻底、最详细的真实。于是，我们也明白古代文人下笔时的苦心孤诣了。
说起中国文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他们虽然雄踞“士农工商”之首，似乎处于领衔位置，显得高山景行的样子。其实，并非如此，在统治者心目中的排行榜，“九儒十丐”，其地位与排在最末的叫化子相差无几。因为农人种植谷物，工人制作器具，商人从事贸易，其卖买、经营、服务、交易的对象，与“学成文武才，售于帝王家”的文人不同，前者是卖方市场，后者是买方市场。这就决定了中国文人的活法，和农人、工人、商人不同，更多的要看统治者的脸色行事。
“涂饰太厚”也罢，“废话太多”也罢，归根结底，是由这个“真实”而来。虽然，笔是握在文人手里的，但怎么写和写什么，倒常常不是能由文人自己作主的。他要看请他写的，让他写的，命令他写的，强迫他写的，给高价收买他写的那个人的意思和想法，然后再动笔的。这样，面对着这个“真实”，也就面临着一个写不写 写多少 如何写 是“秉笔直书” 还是“奉旨填词”的两难问题。
这是文人活得不能开心的根本。
如今所能见到的，曾经用文言文表述，曾经以线装书形式出现的，我们中国这部大历史，堪称浩如烟海，无边无垠。一个人哪怕穷毕生之力，也休想通读，甚至连粗粗浏览一过，也未必记得住门牌号码。但概括起来，倒也简单，无非就是一部封建社会史，一部王朝更迭史。如果再口罗唆一些，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交替互换的历史。也是昨天的统治者，今天的被统治者，明天的压迫者，后天的被压迫者的走马灯转个不停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很像一块硬币，正面和背面，翻来又翻去，但每面的叙述方式，是大不相同的。胜利者写胜利者，胜利者写失败者，失败者写胜利者，失败者写失败者，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在当朝当代的文人笔下，会有不尽相同的写法，而在隔朝隔代的文人笔下，则更可能有截然相反的写法。
对统治者和压迫者而言，有些“底细”，是写不得的，更不能传之后世的。借助于政权的强势地位，要文人加以“涂饰”，加以“废话”，予以掩盖。实在掩盖不住，就让文人索性伪造历史，挖改历史。同样的道理，对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而言，有些“真实”，又是不能不写，不能不让后人知道的。于是，更需加倍的“涂饰”和“废话”来伪装，来混淆，来蒙混，来遮掩，才能留一点真实的信息于后世。
所以，中国文人的活法，之艰难，之坎坷，之不自在，之不痛快，很大程度上出自这个“底细”的如何涂饰，如何废话上。由此推想，在有皇帝年代里的中国文人，无论其奉行的执笔宗旨，是听命于统治者和压迫者，无论其坚持的写作使命，是心系于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这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命运，决定了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吃谁的饭，照谁的意识形态办，这种游戏规则，是基本不变的，是大致恒定的。
有一写一，有二写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是中国文人一个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一写成二，二写成一，不值得奇怪。既非一，也非二，而是零，而是三，也用不着匪夷所思。反正，想写的，未必能写，不想写的，又不敢不写，那历史便是像“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也就只剩下“点点的碎影”了。
在历史上，文人统称为“士”，是与“学而优则仕”的“仕”，有着因果相依的密切关系。“士”的终极目标为“仕”，“仕”的奋斗方向为“名士”、为“高士”、为“国士”。所以，矗立庙堂之上，满身朱紫者，深藏山林之中，鹑衣百结者，那种对于权力的攀附，对于权贵的趋迎，对于权势的亲和，对于权位的竞逐，不论在朝在野，不论官方民间，不论得志失意，不论快活烦恼，这一辈子的总追求，总期待，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这也是那些在文学史上的中国文人，总不安生，总不安心，总不安稳，总不能安于斯地写他的文章，做他的人的原因。于是，我们便看到这个花里胡哨的人生舞台上，一个个台上台下，连滚带爬，施展本领，充分表演；一个个嬉笑歌哭，力竭声嘶，浑身上下，无不是戏。古人已矣，今人犹是，就不禁觉得可乐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看到，中国文人的脐带，终究是连结着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的。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担承，他们的不胜唏嘘，慷慨当歌的抒怀，他们的壮志未酬，英雄扼腕的悲情，他们的国是日非，江河直下的哀惜，也在不断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同时，他们的呐喊，他们的呼吁，正直的人想做成一件事之难，而小人想搞坏一件事之易，中国文人在爱之迷茫，生之艰难，居之不易，行之趑趄的途程中，智者被愚者统治，弱者被强者草菅，焚坑的恶焰不息，文字的罗网密织……也是令我们不胜唏嘘的。
也许文人写文人，要比文人写历史，来得放松些，自由些，真率些，坦诚些，便有了比鲁迅先生不满足的“点点的碎影”，要多得多的很“容易察出”的“底细”。因此之故，这个文学史的大舞台上，有了新的剧目，新的篇章，新的看点，新的精彩。于是，中国文人的话题，所曲折反衬出来全部历史，也就有可能如同镜中看花，水中观月那样，虽不真切，却也能大致有个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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