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们最近对于实验小说的关注的确相当的少。也可能这是代表我们目光短浅或者对晦涩难懂文风的不耐烦情绪的标志，就看你是对谁说这番话了。
美国书店货架上的9・11调查委员会报告
文学倾向于纪实还是虚构的争论由来已久。在V.S.奈波尔看来，纪实作品比小说更容易抓住当代世界的繁复性。同样，小说家伊恩・麦克伊文也表达了与此类似的观点，他说自己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转而写作历史以及同伊斯兰教或帝国主义相关的图书。“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确对虚构人物毫无兴趣。”在今年3月的罗斯清谈节目上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说到，“我想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我希望有人能说出点什么。我感到我们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应该说，现在是时候让我们重返学校，学点新东西了。”
就此而言，期刊编辑显然与作家有某种同感。今年春天，《大西洋月刊》宣布，除了每年的夏季专号外，它们将不再定期刊登小说。同一时间，《巴黎评论》的新编辑菲利浦・古列维奇谈及他希望文学期刊应刊登更多的除小说之外的内容。《GQ》杂志自2003年便已不再刊登小说，著名的男士杂志“Esquire”（《君子》）则尚未决定是否继续刊登，显然，展示战后文学成就的几个主要阵地，在最近几年内都有所萎缩。
证据显而易见：大众感兴趣、发行量大的出版物刊登小说的空间日益缩小。引发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些杂志对当下文化现实的回应或者它们正因此而重塑一种现实？小说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了？真是这样的话，期刊不正是在通过减少刊登来证实小说的没落吗？当然，也许同这些都有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古列维奇认为这个时代更为“强烈地关注于时事性话题”，小说已不再是时代显著的主题。他接手《巴黎评论》后的第一期在8月份即将推出，虽然他打算增加更多非小说类的内容，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目前尚无计划从根本上改变杂志中小说与诗歌的内容比例。
“我们正身处文化的黑暗时刻。我认为人们可能更容易接受非虚构类作品。”“Esquire”的文学编辑、小说家艾德丽安・米勒如是说。“令人忧虑的是，文学的虚构如今已经严重禁锢了文化的传播。认为小说对于我们情感与知识的存在必不可少的人越来越少。”
就像绘画一样，小说并未死去。它只不过不再像以往那样处于文化的中心。在我们当下这个信息娱乐的时代，真实与“真理”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读者要求的是叙述，任何一种叙述，而且他们只对最吸引人的叙述感兴趣。根据对世界图景的认识，你或者把小说与非小说置于一种健康而相互确认的关系；或者把它们视为彼此竞争，都希望引起全体美国人的注意。
出版商们常常就二者谁居首位而发生争论。美国的布鲁姆伯利的出版商卡伦・里纳尔迪的回答是：“有趣的是人们总喜欢提出这个问题，以我的经验而论，时下的形势是非虚构类作品更占优势。”
但趋势也容易导向缺憾。“假如你追随某种东西，你就会因此而错失另一些。”里纳尔迪这样评论到。非虚构类作品充斥于出版商的书单，大都是些关于大选的政治书籍、低碳水化合物食谱类读物以及一些拥有长得令人喘不过气的副标题的图书：“鳕鱼：改变世界的鱼的一本传记”、“绝妙的转折点：螺丝起子与螺丝钉的自然历史”；“零：一个危险概念的传记”等等。
同这些文化流行趋势同步的，市场因素也在起作用。由于非虚构类作品更易于成功地包装与推广，出版商们常常认为这类书籍相对而言更容易操作。在哥谭书局（企鹅旗下的非小说类出版社）的高级副总裁、出版人威廉・申克尔看来，出版非虚构类图书的结果更“令人满意”。他用“满意”这个词，意思是说这类书更容易有读者而且畅销。这倒是真的，非小说类畅销榜上的图书同脱脂奶制品的上架周期一样短，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这类书可能对出版商下个季度的收益有贡献，可相比那些重要的再版图书目录而言，它们可能不会创造太多的奇迹。而再版书则因为常销而在整个年度不断被翻印。
你也许会疑问，《哈利・波特》系列最新的一部在上市后的第一周便创下了超过四百万册的销售量，《达・芬奇密码》已经连续占据畅销排行榜两年半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认定如今正处于非虚构类作品统治一切的时代吗？这些书都是要逃离这个世界。要知道，在电视、电影、电脑游戏以及iPod产品等各种选择中，小说仍旧是一种逃离此岸世界的可能。但要说生动地再现、阐释这个世界的话，还得非虚构类作品莫属。别的不说，“9・11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份读起来有点像惊悚小说的政府文件，自出版后便风靡世界，至今已经卖出了一百万册。
对于《大西洋月刊》决定削减小说的篇幅，杂志前编辑库伦・墨菲在他的一封email里谈到了部分原因。“近些年我们认识到，对于弄清一个复杂而难以驾驭的世界而言，有一类报告――长篇的叙述性报告――被证实有着极大的价值……一些特定的非小说作品已经在寻求自我扩容与扩界，就像以前小说曾经所要求的一样。这倒不是说纪实作品在写作上小说化，进而夺取小说的特权，而是因为小说中的一些标准、特定的显著特性，诸如为重要而充满道义感的主题事件服务的情节与人物的塑造等等，像在文学性的叙事作品中存在一样，如今在叙述性的非小说作品中也很容易见到。有时候甚至能‘更为可靠地’找到。”
是的，在美国，人们最近对于实验小说的关注的确相当的少。也可能这是代表我们目光短浅或者对晦涩难懂文风的不耐烦情绪的标志，就看你是对谁说这番话了。但即便《大西洋月刊》没有完全停止小说的刊登，本期的小说专题却很明显地反映出小说日益边缘化的现状。通过把小说内容压缩为一期的做法，《大西洋月刊》所传递出的信息是小说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从有关人类终极命运的紧急事件以及充满道义感的主题上排挤到一边。
这就把我们重新导向政治。假如，真如奈波尔所说，小说已不再适合来阐释这个世界，那么期刊与读者转向非小说作品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通常来说，小说家不应成为社论作者，但几乎没有什么小说以很好的方式谈及后9・11时代的状况也是实情。当然，伊恩・麦克伊文的《星期六》可能是一个例外，它讲述的是伊拉克战争前夜的伦敦。不过，虽然小说很有分寸地展示了作者对于人类在经受恐怖主义和暴力后的各种反应的刻画，但事件的地缘政治学的环境说到底不过只是被当作了一种背景来描写。
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小说作品能够像镀金时代、魏玛共和国或者冷战时期的小说那样，以特定的方式去捕捉住我们时代的历史性时刻。即便是托尔斯泰，他也是在拿破仑战争几年后才写出《战争与和平》的。如今，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富创造力的作者似乎都转向了非小说文学的创作。除非下一个伟大作家出现并证明反对者的错误的话，这个事实不会有所改变。正如伊丽莎白・毕肖普所说过的，除非经得起批评，否则时间将一无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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