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是与“五四”血肉相联的。“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如今在北大校园内已不见身影了。然而，北大的声誉和影响，仍然决定于它能否坚持“五四”所张扬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能否维护蔡元培所奠定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基本传统。虽说“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爆发的那年，张岱年先生才10岁，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
张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这一年来，漫步在燕园内，总有点若有所失的感觉。回想上世纪50年代中，我们刚入学时，北大哲学系集中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如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等，张先生也属这个行列，但还不是领头人物，特别是1957年遭受厄运，他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恢复了政治和学术生命，蕴藏的潜力释放出来，便在中国哲学和文化领域硕果累累，他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学界公认的。
人们常说，北大老一辈教授的故事多。所谓“故事”，就是由于个性鲜明，流传着不少超凡脱俗的轶闻趣事，往往让人忍俊不禁，回味不止。不过，张先生的生活举止，却显得比较平常，这类故事似乎不多。常见他身着布衣，脚踏布鞋，说起话来，节奏较快，还带点口吃。遇见熟人，总是满脸慈祥、憨厚的笑容。仔细一点看，他的脑门比较宽，显出一种哲人的睿智。在年轻的时候，张先生就表现很高的哲学思维的天赋，又特别勤奋，因而奠定了很宽的路子。正因为宽，就特别能容。宽容，正是张先生治学做人的个性特点。
“五四”以来，我国好几位自创体系的哲学家，如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人的思想，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中，都体现了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气势。张先生也是这样，而且他在理论上提出了“综合创新”的主张。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建国初期搬用苏联的教育模式，大学内把专业分得很细、很窄。在专业之下，又划分教研室，比如哲学系的哲学专业便分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等等教研室。其实，“教研室”，英文中并没有这个词，是从苏联搬来的。久而久之，沿着“隔行如隔山”的思维习惯，在开启“智慧”之门的哲学领域，也变得思路偏狭，各自为政了。研究哲学理论与研究哲学史的，研究中国哲学与研究西方哲学的，似乎都各有专攻，互不联系了。这显然不是一条哲学创新而是一条哲学贫困之路。张先生的哲学探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激烈撞击和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形势下，又受到其堂兄、著名学者张申府（又名崧年）的直接影响，一开始就带有综合的爱好与趋势。他明确主张把现代唯物论、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和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方法的长处结合起来，创建一种新型的现代哲学。长期以来，他始终强调和坚持这种综合创新论，代表一种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对此，他在上世纪40年代便作过独创性的尝试，写过初具体系规模的多部论稿：《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等，试图使辩证法、认识法、伦理学和宇宙观、人生观融于一体。这种创举至今富于启迪。他的后期岁月特别活跃于文化论坛，又一如既往地反对全盘西化论，也不赞同儒学复兴论，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综合创新论。这是他的一个精神亮点，也是值得认真开掘的一笔精神遗产。
张先生不仅治学上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而且对人热诚关怀、敦厚似佛。不论是向他请教，约他座谈，或请他写序，除特殊原因外，总是有求必应。一事给我印象至深。北大教师住房长期紧张，近些年来才逐步改善。70年代初我家还租住私房一小间，且几次搬迁，深感寄人篱下，飘泊无定，随后又因地震，住房受损倾斜，我与妻抱着不满一岁的孩子，暂住学校一间学生集体宿舍内。我曾在一次系教工会上谈到住房和搬家的苦楚，张先生在场。到70年代末，我终于分到一间教工宿舍，80年代初又调整到两间一套的新居，真让我喜出望外。搬入新居时，没有别人，只有两位老先生先后来我家表示关怀和祝贺，首先一位便是张先生。当时他已年逾古稀，且患冠心病，竟登上5楼与我共叙新迁之喜。我与他并不在同一个教研室，可见他对后辈关怀之殷切。他自己长期住中关园，经常蜗居在一间小房内工作，到处是书，书桌上能容他读书、写作的地方，长宽不过2尺。每见此景，总使我内心酸痛。好不容易他搬进了兰旗营，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不到三年，他却悄然离去，更让人感慨万端。
张先生的宽容、宽厚的胸怀中，又含着一股刚强之气。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作的评价：“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也就是在学术上坚持独立研究的精神、品格。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和写作，是从胡适与冯友兰开始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于1919年出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于1931年、下卷于1934年出版。胡著只涉及先秦部分；冯著则对中国哲学从先秦到清末的两千多年的演变作了系统阐述。就先秦部分的学术观点而言，二书也有重大差别和分歧。胡著从老子讲起，冯著则认为中国哲学从孔子开始。孔子与老子，在历史上究竟谁先出现，这在30年代初，也是学界的一项争论，争论的实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道家还是儒家的问题。当时张先生还在上学期间，面对胡适、冯友兰、梁启超等一批名流、学者，他敢于独立钻研，发表独立见解，曾撰文就教于冯友兰，深得冯先生的称赞。后来便有他与冯先生堂妹冯让兰成为结发伉俪的盛事。他在1936年写成50万字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时，年方27岁。当时，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虽受启发，却并不满足，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甚为钦佩，但欲另辟蹊径，不以人物、著作的顺序为纲，而以重大哲学问题为纲，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对两千多年中国哲学的那些基本范畴的演变，通过旁征博引和条分缕析而理清脉络，把握要领，其理论高度和逻辑力量，令人叹服。80年代以后，在西潮蜂拥而来，学界意见纷陈之际，张先生在哲学、文化领域始终“赞同唯物论，深喜辩证法”，始终坚持和发挥“综合创新论”，主张弘扬民族精神。他画龙点睛式地揭示民族精神的精华，就在于《周易大传》所讲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他一生的言行风范，不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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