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真实地记载生活

胡适在《四十自述》序言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

几十年后，传记文学面

建立“作家传记观念”

不同的作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作家传记记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势必写及他们的生活时代和家庭、社会环境，于是当时文坛的面貌以及社会生活面貌都会呈现在作品中。当众多作家的传记被写出来的时候，20世纪中国文坛的状态与社会生活面貌也就自然地被呈现出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董炳月认为，现在的传记文学应该建立“作家传记观念”。“作家传记”也是一种文学体裁，一种文学体裁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关于这种体裁的观念的成熟。作家传记不是文学史，但是，一定数量的作家传记能够构成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文学史”，至少可以为新的文学史写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中国的作家传记作者们不停地撰写作家传记，实质上具有“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批评家刘纳表示，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不单单是文本本身，有时代风云和作家生命投入的成分在其中。徐志摩的浪漫就是一种生命投入，也许在我们看来他确实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今人不像前人那么讲性情，有人说鲁迅不团结人也无所谓，他就是一个文人，对身边的人不满意就表现出来，以至于得罪了那么多人。我们不能拿政治家的标准，也不能拿过日子的人的标准去要求鲁迅，要求郁达夫。作家本身是有魅力的，写传记应写出作家的生命投入，传记应该传达出传主和常人不一样的东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20年来已出版20余种，其中不少出色之作。例如韩石山的《徐志摩传》是“当作一部史书写的”。证据，包括“据”和“证”。“据”即作者所搜集掌握的资料，“证”即推论的过程。徐志摩的生涯留下了不少谜团。虚构的情节经多年流传便会使人深信不疑，不同的回忆版本又令真相扑朔迷离。作者韩石山在推理过程追究真相，在拒斥想象而代之以推理的叙事中，显示着作者洞彻世情的明达见识，赋予这本传记独特的智慧含量。

传记重要，传记难写

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不是每个个人的历史的总汇，但每个个人的历史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在中心或在边缘反映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和面貌。因之，假如传记是真实的，那就是个人历史的记录。鲁迅博物馆研究员王得后以《史记》为例证明其重要性：“《史记》的纪传体成为我国史籍的一大传统，说明传记的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是经受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考验的。但是传记难写。第一难，写传的时代限制。本朝人写，有政治限制；后朝人写，有别一种政治的限制。这种限制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程度成正比；但无论多么自由的社会，这种限制总还是存在的。第二难，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论、行状都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都有不广为人知和不为第三者所知的部分。即使亲自口述，也有失记、误记和不愿为人所知的部分，好的是不说，坏的是编造。自我辩护也是人之常情。第三难，传记作者难以穷尽传主的思想、言论和行状。传记作者难以摒弃自己的好恶；难免挟带恩怨；难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固然难免‘歌德’之嫌，甚至就是为奴的颂歌；但还有一种为知者讳，这是善良人的不忍之心吧？”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季红真有过切身感受。她说：“我在写《萧红传》的时候，对于自己与传主之间关系的定位是姐妹，这样就使我可以比较松弛地观察她。另外，由于感情与时间的关系，也由于意识形态的背景，对于同一件事的说法差异极大，许多资料是靠不住的，包括萧红自己的叙述。这就给写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我的做法是全部存疑，只把能说清楚的写上，搞不清楚的或者没有资料支撑的说法就不采用。为了写这本书，我首先要思考的是传记这一文体的独特功能。尽管一切文学皆传记，但作为一个专门的文体，它应该以什么方式区别其他的文体。好在我自小喜欢读传记，在了解传主的同时，也略微注意区别作者的写作风格，也就是传记文体自身的形式差异。特意看了《柳如是别传》的论文集，在巨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

传记与虚构不可胡编杜撰

传记文学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虚构，始终是困扰传记作者的一个操作难点。但至少有一条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据实虚构。子虚乌有地云山雾罩是不可取的，胡编杜撰更是要杜绝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指出，2003年8月26日《作家文摘》转载华文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的窦应泰著《蒋氏家族第四代》一节题为《蒋友梅邂逅凌叔华》的文字，令人颇感费解。“作为读者，读着不无煽情的文字，我也希望作为蒋氏家族第四代的蒋友梅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才女凌叔华在她晚年时在剑桥有邂逅之缘。读起来既富有传奇色彩，又带有异国情调，最合适借名人炒作的噱头。但作为一个学者，读到此处，又实在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疑点一：文中说，1981年秋，20岁的蒋友梅到剑桥‘接触的第一个人就是凌叔华。’我不知道，时年81高龄的深居简出的凌叔华会牵着小姑娘的手在剑桥河畔游览讲解？疑点二：文中说，蒋友梅初到英国，举目无亲，是凌叔华主动到她宿舍自报家门。这太违反常理，不是一个小姑娘主动去拜望，而是耄耋之年的凌叔华跑到宿舍里来找她？疑点三：文中说‘凌叔华之所以来到蒋友梅身边，是接到了宋美龄的委托所致。’‘因为她（宋美龄）和陈西滢有较好的私交。’经陈西滢和凌叔华现在伦敦的独女陈小滢核实，凌叔华倒是见过宋美龄，而陈西滢根本就不认识宋美龄。宋美龄是留美的，而陈西滢是留英的，并无机缘相见。疑点四：文中说‘蒋友梅就成了凌叔华家的常客。那时的陈西滢早已退出了政治舞台。陈西滢和凌叔华就幽居在泰晤士河边上一条幽深的小巷里。’陈、凌当时根本就不住在泰晤士河边，而是住在伦敦郊外的汉姆斯特德，那是个文人聚居的地方。疑点五：陈西滢早在1970年3月29日去世，如何能在1981年还赋闲在家？并得到宋美龄的委托见到蒋友梅？文坛和出版界再酷爱炒作名人隐私，但也该讲究起码的真伪虚实。”

胡适先生在《四十自述》中最后写道，“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趣，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候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我国的传记文学研究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虽然老辈的学者诸如胡适、梁启超等等都曾为之努力过，然而孤树难成林，最终还是未能成为基底厚实的研究领域。但是，正是这样才需要我们加倍地投入，投入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