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家会议”，前身是“青年汉学家会议”，每隔两年或者三年由欧洲各国轮流主办，1978年26届年会由意大利主办。地点在意大利北部白
这次会议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中国代表团（因为20多年来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性会议）。在中国代表团里最受人注意的是钱锺书，因为他言谈风趣，学问渊博，外语又好，在会议上他直接用英语演讲，不是像外界传说的用意大利文，但是他在演讲中如果引用意大利作家的话则用意大利文，其他引德文、法文亦然。他的开场白很动听，他一开始即说他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如果说现代中国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浓厚，也许会说他是职业上的偏见，或夸大其词。但他又提醒大家，前不久，外国记者报导当《唐诗选》出版时，北京书店门口大排长龙购买此书的消息，证之他所说，洵非虚言。同时他又说，莎士比亚中译本亦甚畅销，这也可以说明“我们的兴趣还包括外国的古典文学”。他在会议上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倾向，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或评价个别作家、作品和探讨文学史的发展。不过他说主要的倾向不等于惟一的倾向，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方式的文学研究同时存在，但是均无代表性。有人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或评价个别作家作品，这是一种方法和观点，要求每一个人都拿马克思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作家和作品，未免流于偏颇。
钱锺书自我批评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成绩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比较详备的大型‘中国文学史’；我们还没有编校出许多重要诗文集的新版本；许多作家有分量的传记和评释亟待产生。”最后他自我谴责地说：“我们还得承认一个缺点，我们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论著，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钱锺书讲这话有感而发，不是无的放矢。在汉学家会议上，有一位意大利汉学家见了钱锺书胸前名签，深觉这个名字甚熟稔，少顷乃拍额大叫道，汝乃C.T.Hsia（夏志清）一书中有一专章讨论过的钱锺书了，随即拿着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他看（按此书英文本初版于1961年，复自1970年后一版再版）。但钱锺书自己根本不知道有此书。在会场上他不仅初次见到了《围城》法、俄、捷克三种文字的译者，同时他也第一次听到美国JeanneKelly女士正在译这部小说。
讲完古典文学在中国的情形后，钱锺书强调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他像平常一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较上述所说的更生动，更风趣，更具有钱锺书的文采特色。他讲了几个小掌故来预测将来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必有一个良好的前景。他首先说意大利大批评家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史》（La litteratura italiana nel secolo XIX）一书里不留情面地把意大利和中国相提并论：“意大利不能像中国那样和欧洲隔绝”，这句话他在英文讲稿里是用意大利文说出来的。然后接着说，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他说北京附近一座举世闻名的古迹卢沟桥（即西方称马可波罗桥）下也流过好多水了，意大利和中国也不再隔绝了。意大利学者对中国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尽管马可・波罗本人对中国哲学、语文无甚兴趣，让那座以他命名的桥梁作为中意两国的“古老而又保持青春的文化长远交流的象征罢！”随即他引录德国一学者名著《艺术的互相照明》，来说明诗歌和绘画可以各放光明，交互辉映，两国文学（像意大利和中国）也可以互相照明。他说，19世纪意大利大诗人卡度契（Carducci）曾谴责佛罗伦萨人，说他们“琐碎细小，所见不大，简直是意大利的中国人”。钱锺书接着又说：“我甘愿分担这个谴责，再举两个小故事来说明我的题目。”在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里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名叫腓力普（Filippo Balducci）丧偶后，即携其幼子隐居山野，与世隔绝，等到儿子18岁时，带他下山到佛罗伦萨见见世面，一路所见牛、马，前所未见，乃向父亲问长问短，后来见一漂亮姑娘过街，又问父亲这是什么东西，父亲对他说，快低下头别看，这是坏东西，名叫傻鹅。晚上回家，父亲问儿子进城印象，儿子说除了傻鹅以外，均不感兴趣，要求父亲给他一只傻鹅。
这个故事讲完后，钱锺书说中国也有像这样类似的故事。他说法国早期汉学家首先向欧洲介绍的18世纪中国诗人袁枚讲的一个故事：有一小沙弥，年甫三岁就跟一禅师在五台山山顶上修行，从不下山。十余年后，禅师带着沙弥下山，由于长期远离尘世，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一路问个不停，禅师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女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禅师怕他动心，乃正式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晚上回五台山，禅师问小沙弥：“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小沙弥说：“一切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钱锺书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古老的故事在中国出现得那么晚，值得研究。
钱锺书讲完老虎的故事，就讲孔融的故事。为众所周知，孔融是个奇童，他10岁时请见河南尹李膺，对答如流，在座的人莫不惊叹。大中大夫陈炜后到，座中的人把这事告诉了陈炜，陈说“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孔融应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慧乎？”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在中国已成为谚语。他说，在文艺复兴时代包其奥（Poggie）的《诙谐录》（LiberFace鄄tiarum）有一则类似这样的故事：教皇驾临佛罗伦萨，一个10岁小孩晋见，见其谈吐文雅，一位红衣主教在场，就说：“像这样聪明的小孩子，愈长大就愈不聪明，到了老年变成一个十足的笨蛋。”那小孩子泰然自若地说：“你老人家当年准是个绝顶聪明的孩子。”此外，钱锺书还说了萨凯蒂（Sacchetti）的《三百新事》（I1 trecentonovella）中一则故事：一个成人与小孩斗嘴，输了，为了争回自己的面子，就说：“没有一个聪明孩子长大了不是傻瓜的。”那小孩子接口说：“天哪！你先生小时候不用说是聪明的了。”钱锺书讲这个故事时，是用意大利文讲的，所以外界传说钱锺书的演讲是用意大利文。上述几个意大利故事和中国故事相像得如孪生子一样，钱锺书说这类相同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尚待发现，是值得研究的，有助于中意两国文学家“互相照明”。他最后又用意大利文说，决不致像你们谚语所谓“傻和尚点灯，愈多愈不明”（Ia illuminazione di Prete Cuio / Che con dimoltilumi facea buio）。钱锺书演讲，不仅显出他博学，且内容风趣而有意义，很受欢迎。据与钱锺书一起赴意大利参加这次会议的丁伟志回忆说，钱先生的演讲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上面这些历史掌故，也许算不得什么大学问，意大利人大都知道上述这些意大利掌故，而中国人也都晓得前面讲的这些中国故事，但钱锺书穿针引线用在这种场合，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但一个人同时知道中意二国这种相关的典故，在会场上，除了钱锺书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
在讲演完后，他在对各国学者提问的答话中，把英、法、德国文学掌故、民间谚语，信手拈来，道来如数家珍。有一位法国学者用中文问钱锺书。但他用法语引录法文典籍加以作答，使这位法国学者听了，即大声叫嚷：“他知道法国的东西，比我还多！”丁伟志说，这句话“引起了全场一片赞叹的轰动。”丁又说，那时他在场“真是感动万分，我真正感受到，钱先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光荣，或者说，现代的中国文化由于钱先生这样杰出的代表而倍生荣光。我多么由衷地庆幸我们国家，在大劫之后，居然还保存下来了这样出类拔萃的大学问家。”巴黎的《世界报》（Le Monde）在报导这次会议时，讲到钱锺书有下面这样的表述：“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了近十年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在中国，“思想的世界”是否真正又“开始复苏”是另一回事，但钱锺书在会场上很出风头则是事实，在演讲完后，他成为欧洲学者包围的对象。他在欧洲同行面前，表现得从容大度，坦诚、幽默而自尊，恰到好处，颇有大学者毋固毋必、不诡不随之风。
（本文摘自《一代才子钱锺书》，汤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