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最近推出了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虽系旧作,但选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战60周年之际与读者见面,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王芸生（1901～1980）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报人，曾长期担任《大公报》总编，被称为“名世大手笔，爱国言论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乃是其成名之作。王芸生1929年8月进
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进入外交领域，其隔阂自不待言，王芸生为此费尽心力。由于本书符合当时读者的感情和需要，所以传诵一时，作者也因此得到不少学者和当代外交家热心支持，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先生破例允许王芸生使用原总理衙门和外务部的档案，部分前清官僚也慷慨提供各类私人函件供其参考，不少内容是第一次公开。作者特别提到，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提供了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交还东三省交涉的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披露了辛丑前后要求俄国归还东北的真相。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王芸生写就了风靡一时的佳作。在《编例》中王芸生说，本书目的在“贡献国人以正确的史实，以云作史，则不敢承”。虽然作者自谦若此，但是此书在史学界地位之高，远远超出编者最初的设想。已故史学家刘大年曾在《赤门谈史录》中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已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一环：“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
王芸生能写成如此巨著与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作为辛丑年出生的天津人，他一生深深地卷入急剧变迁的中国近代历史，耳闻目睹之间都是家国之变。这样的经历使王芸生的文字饱含感情，多从国家根本上立论，站在民众一边说话。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不仅视野开阔，且行文平和,虽然日本侵华日亟，王芸生悲愤有加，但全书就史实立论，并无任何谩骂之语，也无夸张不实之处。据报人李纯青回忆，王芸生的社论文字可称“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但就本书而言，则十分克制，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决不曲解妄言。因书中收入的史料文献都是文言体，所以作者本人的叙述也都是用浅近文言写就。1957年之后，王芸生又费了很大的力气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来修改第一、二两卷，并在叙述部分改用白话体，但修订工作随即因政治运动中辍，直到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再度开始。已届古稀之年的王芸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病榻之上仍与三联书店的编辑们书信往还，探讨工作。
谈到本书重新出版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歌认为，总体来说,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缺少关注，更缺乏切实的了解。在抗战结束60年之际，加之自日本试图“入常”开始引发的一连串讨论,把“日本”这样一个既近又远的对象再次带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我们再度面临如何认识日本的问题。缘于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大都停留在概念的层面，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曾疾呼建立我们自己的日本观乃今日中国当务之急。当下日本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形成的死结，通过对于日本的“内在研究”也许能找到逐步解决之路。基于此,本书的态度和方法正可以作为这种内在研究的借鉴，虽然距离初版已逾70年，但就内容而言并未过时，足以作为思考东亚现状和未来的理性基础。据本书责任编辑舒炜介绍，三联书店之所以将本书再版，也是考虑到本书的适用性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反而愈显其价值。当下关于中日关系有一些情绪化的言论，这套书正好提供了一个理性思考的范例，一个定位现实的坐标。舒炜更进一步阐释，刚刚告一段落的六方会谈提醒我们，虽然当下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王芸生当时面临的局面有所不同，但是从地缘政治上看，利益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中、美、俄、日四国博弈的大框架仍是左右东亚国际形势走向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读《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对把握当下的国际形势和建立和谐稳定的东亚新秩序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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