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白羽同志的交往并不多，但他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因为，他那种善于吸收新事物的敏锐思想，曾经使我惊讶、崇敬，并令我折服。
1991年6月，南京大学陈德文教授告诉我，说刘白羽想买一套译林出版社刚出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并将他北京的地址给了我。乍一听，我有点犯嘀咕。我在上个世纪50年
6．14大扎奉悉，非常感谢。我能得全部《追忆似水年华》太高兴了。我从莫洛亚的《从普鲁斯特到萨特》中知道普，但苦于得不到他的译著。巴尔扎克全集编辑夏珉来，我说及此事，她告我译林出版社已出，我才请陈德交同志帮忙。您的热情十分感人，还承赠《译林》，太好了。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办《译文》，我获益甚深，我主持作协工作时，恢复了《译文》，后改称《世界文学》，他们一直送我，今再得《译林》实一大快事。我7月初到东北去过夏天，您寄的书刊请照寄，家中有人照料，我秋天回来可看到。
从此信我得知，（1）刘白羽喜欢看《译文》、《译林》等外国文学刊物；（2）他还对莫洛亚、普鲁斯特、萨特等当代法国作家十分关注。凭着这两点，仿佛一下子增强了我对他的亲近感。这以后，我常寄一些新出版的外国小说给他，他也收书必复，有时还评论几句。他从东北休养回京后，有次来信说：“《译林》三期已收到。我一生爱法国文学，收获不少。八月份《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长篇小说中的〈巴黎圣母院〉》，不知合适否？如有暇过目，望赐教正。”我遵嘱拜读了这篇文章后，觉得他不局限于诠释原作者对人物的刻画，而且还融入了他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并将它升华为一种新的视角，而这是需要充分的外国文学知识积累的。我由此感觉到，刘白羽与我起初的想像绝不一样。他不仅不“保守”，而且思想很开放，是一位对西方文学十分关注、并投入了认真研究的中国作家。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对他便由有种亲近感，渐渐转为开始崇敬了。不过，真正令我折服的，那还是他同我见面做了一次长谈以后。
1995年5月初，译林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研讨会”，想到刘白羽既然对《追忆似水年华》那么感兴趣，看来对《尤利西斯》肯定有话要说。为了邀请他赴会并发言，我专程上北京晨光街他的府上去拜访。这是我与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的长谈。他听了我关于这次会议的安排后，十分爽快地答应去参加，起初只表示到会听听、学学，经过我的“蘑菇”，终于允诺做个发言。见他谈话既爽快，又热情，我一开始那种见大干部的拘谨逐渐消失了，提问题也就不顾忌了。
“您怎么会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感兴趣？”
“起初是好奇，先是看文章介绍，接着是看作品，看得多了，感到确实有不少创新。有时看到一种新的写法，我就在想，假如是我写，我会怎么写，把所看到的与脑子里自己的腹稿一比较，有时真有认识飞跃的感觉。”
“您喜欢西方什么样的流派作品？”
“有的喜欢，有些不喜欢，即使不喜欢我也看，因为要了解人家。”
随后，他向我谈了对法国存在主义、新小说派、荒诞派戏剧和美国黑色幽默等几部代表作的看法，还插着对日本川端康成的作品评论几句。但那天讲的最多的却是美国那本《第二十二条军规》，看得出，他对黑色幽默这种创作手法很感兴趣。我真没料到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了解得这么多，一时兴奋，竟脱口问他：“您是否可能也借鉴黑色幽默写一部新的小说？”“要写的东西太多，欠的文债还没还清。不过，倘若身体、时间都允许，学写一部幽默风趣的小说，也是我的计划。”“那就先向您约稿，这部小说就交给我们来出。”“若真写出来，只怕到时轮不到你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个设想，说说也就不提了。
这一次长谈，给我总的印象是，刘白羽同志对外国文学很了解，也很有见解，这无疑与他善于吸收新鲜事物这种精神有关。正是这种可贵的求新精神，使我对他的崇敬，又发展为佩服了。
很遗憾，他后来没有来参加尤利西斯研讨会，但给我写了一封信：
想您已回南京。译林社连推出《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十分令人钦佩。可惜在北京召开会议我已决定参加，因宋平同志临时有要事相约，未能莅会祝贺，十分遗憾。但愿继此两书之后，再有惊人之举，甚盼，甚盼。
当获悉刘白羽同志仙逝，我重读他写给我的那些信，伤感之余，更多的是怀念与崇敬。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品格，都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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