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 李欧梵著 江苏 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写这一篇书评，并非完全出于我的意愿，而是缘自《我的哈佛岁月》一书“结语”中的一段内
欧梵先生是海内外汉学界的知名学者，我对他早就心向往之，2000年在苏州参加范伯群教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还和他有过一面之谊。《我的哈佛岁月》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我们自然不会用学术的眼光去审视它，或用学术的标准去评价它，但是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虽然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涵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读了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大致了解留学美国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更可以藉此了解美国的教育历史和教育制度、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状况和动态，这些都是本书的读者应该知道而又不甚了了的，对于大家增长知识、拓宽视野很有帮助。更加可贵的是，李先生用一种历史学者所具有的客观态度和笔法，不虚美，不隐恶，真实并比较具体周到地叙述了这些情况，对于读者准确而真切地了解和把握有关信息大有作用。不仅如此，他还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发表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也可以给人以启示，资人以借鉴。现今一代无论是想到外国去求学还是治学的年轻学子，都需要好好地读一读本书。
还应该指出的是，本书随意谈到的一些个人的和转述并加以肯定的他人的学术见解很独到也很有高度，更显示出价值之所在。李先生自认为是“狐狸型”学者，事实上也真是。读了这本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知识渊博，学问深广。这主要缘于他自己和师承于业师史华慈等的广泛的治学兴趣，什么书都读，什么课都听，什么专业都涉足，哪怕是“玩票”性质的也要搞一把，“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杂家’”；而且勤奋不辍，持之以恒。由于他是文学、历史、哲学甚至思想理论、音乐电影等“全盘吸收”，基础厚实，所以做起学问来就有别人所不具有的优势，“跨学科”之间互相启发，触类旁通，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我常常认为：“刺猬型”的学者做学问固然有做深做精的可能，但又往往囿于一隅，难免坐井观天、见木不见林，只有深度没有高度；而“狐狸型”的学者则无此虞，但也要避免没有深度只有高度，如天马行空，无所依傍，但见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最佳选择，当然是两者兼而有之。李先生基本上是以“狐狸”为主，兼及“刺猬”，所以谓之“两栖动物”。
但是，或许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是盛名之下、总有难副之处吧，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容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
首先，本书写作的参照系数令人怀疑。写作本书的缘起，李先生自谓“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而这句“自嘲”的话就是：“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虽然语出幽默，但总令人怀疑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之做法。写作的参照系数不高，怎么能写好本书？因此，《我的哈佛岁月》落得一个“二流”的结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使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一流学者”，写作与出书照理已经没有功利心的驱使，照理应该更加严肃认真一点才对，怎么反而变得如此草率和“不经心”呢？
其次，格调和品位不敢恭维。这本书的受众面在客观上是比较宽的，但是作者写作的主观意图却是很明显的，主要是给想到美国留学的学生看的。而面对这样一个“年轻一代的学子”群体，书中却每每津津乐道于男女情爱之事。“初抵哈佛”时，就教学生和“洋妞”幽会，厚着脸皮也要去跳舞，甚至每周末都要有约会对象（p31）；在哈佛听课的时候，可以坐在后排偷看“蕾克列夫女校”的女生，在课后搭讪，为约会美国女生作准备（p54）；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看累了则偷看别人，一饱窥视欲，特别是看到漂亮的女生，则更可做“眼睛捉迷藏”的游戏，一副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的心态（p75），等等。这些叙述，读者也许可以“游戏”、“油滑”之笔视之，但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作为鲁迅研究的专家，李先生应该知道这是谁的“名言”，何况“回忆录”不比“创作”，更不得以“游戏”、“油滑”之笔为之。也许这是李先生的切身“经验”，对初到美国欲想尽快融入社交圈子的年轻学子不无启示作用。但若总是以一种欣赏的心态来写出，甚至教学生在上课或图书馆看书时的这样一些特殊的场景和场所也去“挤眉弄眼”，就未免不够恰当，格调和品位也显得缺乏档次。
第三，有些见解见识值得商讨。他在《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韩南先生平日不苟言笑，不知他译《肉蒲团》时作何态度？我猜他一定和我一样，将这本‘淫书’作为‘笑书’，从文字转译中得到无比的乐趣。”我无法猜测韩南先生当年译介《肉蒲团》时的心态，如果按照李先生的介绍他“平日不苟言笑”，想必不会当“笑书”看的，倒是李先生自己读《肉蒲团》时“每每在半夜里击节赞赏”，“其乐无穷”，“得到无比的乐趣”。虽然李先生的这些话是站在文字转译的角度上说的，但是如果真真仅从文字转译的水平上欣赏，至多是“会心一笑”，或“击节赞赏”，不至于作“笑书”看，并且乐到“无穷”、“无比”的程度。由此可见，李先生对韩南先生的“猜”，我“猜”倒有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味儿。总之，这其中的识见确有值得商讨之处。
第四，文字水平未免粗制滥造。这一点是李先生的“夫子自道”，虽有故作谦虚之嫌，却也多少说出了事实。略举两例：“欧洲对我的意义何在？真是罄竹难书。”（p93）“除了召开会议之外，受邀请参加其他会议的次数则更多，真是罄竹难书了，在此书范围之外，一概从略。”（p165）我不知道在海外汉语的语境中是如何理解“罄竹难书”一词的？但在传统汉语的语意中，在中国大陆传承的用法中，此词都是作贬义出现的，《辞海》解其曰“极言劣迹之多”。而李先生文中叙述的“意义”和参加的“会议”，都有正面的意义，算不得劣迹的，怎么可以用“罄竹难书”一词呢？本来偶尔出现一点用词错误不足为怪，但是接连两处用反了，并且印刷在作为一流学者的著述里，就令人遗憾之至，所以应该指出，算是为李先生的“夫子自道”提供一点证据，以为他之言之不妄也。
李欧梵先生在本书的“结语”中引用了一段关于他是否为一流学者论争的资料，读来饶有兴趣。虽然双方都有一些意气在，表达的也未必是真情实感，但我要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作为学者，欧梵理应归入“一流”；不过有些著述，比如《我的哈佛岁月》，恐怕只得“二流”而已！末了，我忽然记起，当年萧统在为《陶渊明集》作序时曾不无遗憾地指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笔者愿借此话赠送欧梵，不知李先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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