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其历史、理论与现实的切关性，无论哪种方式都应该从真正的“问题意识”出发，并对当下的学术思想脉络做出回应甚至进一步的开拓。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中提出“穿越西方，回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思路，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
张著这次名为“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的“漫步”，是以系统解读“康德－黑格尔的市民阶级自我意识及其哲学立法”为起点的。他解释说：“为什么要从康德、黑格尔谈起呢？因为目前我们所说的普遍性的概念，普遍人权、法制、理性、自由、民族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脉络，它们都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族境遇的产物，观念史处理和解决的都是一些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特殊的问题对应着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形势。对这些历史形势的分析和理论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界定着我们今天的问题，需要我们首先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一番梳理。当前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格局，西方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体系对当前世界性问题的界定，都必须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批判。”
从康德、黑格尔出发，作者进而阐释了尼采的哲学转折及其革命性意义，最终过渡到对韦伯－施米特的法律、政治思想的批判性分析。这条明晰的主线勾勒出西方“市民―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危机及其自我超越”的完整过程。在这“漫步”的足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旭东穿越西学、穿越历史，回到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抱负和思路。正因采取了这种历史的角度和理论的思维，他的研究才得以真正深入到当代西方文化意识、价值主体和权力观念的历史基础和哲学基础之中，从源头上把握住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政治、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构造及其内在紧张。他系统梳理了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等于是把各种当下的流行的理论观念――如“自由市场”、“普遍的个人”、“历史的终结”等――推向了源头，推回到其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当中，对于此类很多我们在研究中不假思索拿来就用的、看来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典概念、框架和理论，做出了历史的追问。
张旭东的比较文化研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西学与传统之间系统而有效地展开。虽然是西学的讨论，却让人感到每句话谈的都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这样在整体性问题上把握住西方，成就了他“在整体上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抱负。在这个意义上说，张旭东坚持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精神追求和思维方式：在西学的讨论中，生产出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不是“反传统”，不是“脱离传统”，而是“创造传统”，以自己的深入思考来延续中国文化传统的鲜活。我很欣赏他对北大研究生说的这样一段话：“投身于学术思想，就是投身于学术思想的历史脉络，在这个脉络里面，个人才可能对当下、对时代做出有力的回应，而不是处处受时代局限的束缚。如果我们每个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同这个大脉络割裂开来，或者在求学时代没有找到进入这个脉络的学术和思想门径，就无法对当下做出在学术思想上有意义的回应。所谓的问题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学术思想的脉络中为时代性问题做好准备，同时在历史发展的时代性框架中为学术思想问题做好准备。”在学术研究愈来愈专业却同时也愈来愈与研究主体生命相隔阂的今天，读这部内蕴着激越情感和现实关怀的理论著作，在严肃深刻的理论背后，可以不时地感受到作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现实情感。这部在专题系列讲座的基础上整理扩充而成的理论著作，既保留了系列讲座的结构框架，又被作者修改扩充为一部系统的“经得起研读的观念史和当代文化理论批判专著”，它虽不再是一部简单的讲演录，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住了讲演录的生动魅力。读这部理论著作，能从中认识现实、感受激情；而论者也面目可亲、如同晤对，形成一种感动的力量和沟通的效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张旭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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