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普略克街是一条窄细的街道，两旁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房子。66号，雅斯贝尔斯夫妇曾于1923年至1948年在这里居住过25年之久，现在是“新教学生教区之家”。尽管故居就在马路前，但由于马路上并没有什么车辆经过，显得异常的安静。就是在这里，从1933年至1945年间雅斯贝尔斯夫妇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极不平静的日子。不
早在1933年雅斯贝尔斯就被排除出了大学的管理机构，这时大学的纳粹化已经完成，其状况令人绝望。1935年他被迫放弃了哲学系的领导职务。尽管在这之前他没有任何的对帝国政府的反叛行为，但只因为他妻子格尔特鲁德是犹太人，他就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敌人。
1937年7月末的一个星期二，雅斯贝尔斯接到了州政府通过大学转发给他的通知：根据重新安排政府职员规定的第6条，“为了精简管理机构，……雅斯贝尔斯教授将退休。”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在傍晚5 6点间做完了他的讲座，之后他非常平静但又意味深长地说道：“哲学讲座现在停止了，但哲学思考还将继续。”尽管学生们对这位即将“退休”的哲学教授的最后两句话报以经久的掌声，但帝国还是以它的特权阻止了雅斯贝尔斯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1938年之后雅斯贝尔斯的出版权力也被剥夺了，他同公众交流的另一种方式因此被阻断。数额有限的养老金又使得他在经济上出现了危机，他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随便购书了。后来据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 2002）的回忆说，这之前雅斯贝尔斯每周都要极其严格和认真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在海德堡主大街的克斯特书店把新出版的所有的书都翻一遍，每次都挑走一摞子书。当时跟他还有联系的学生们发现了教授的窘迫，就自发凑了些钱送给了雅斯贝尔斯，供他购书之用。学生们赠给他的支票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终止，这使得雅斯贝尔斯更加珍惜这些书籍：“这说明我们应当在我们德意志共同的命运之中，为我们的哲学部分，为我们的崇高的、而常常又停滞的传统奉献我们的力量。”雅斯贝尔斯对学生们的无私相助，感激不尽。
1938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年轻人问雅斯贝尔斯：你为什么还在写书呢？它不仅不能出版，而且有一天你所有的原稿都会被烧掉。雅斯贝尔斯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人不能未卜先知，我喜欢写书，我所思考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如果有一天人们起来推翻暴政，我不愿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之后不久，他家的女佣被盖世太保带走，后又给他家安排了一个“半雅利安种”的狂热纳粹分子做女佣，实际上是用来监视雅斯贝尔斯夫妇的行动的。由于形势所迫，他将他的两皮箱未完成的手稿交给了他的女学生德莱舍尔，由她带到她在慕尼黑的父母家保存。这其中包括1947年得以出版的《论真理》（Vonder Wahrheit）一书的手稿。
雅斯贝尔斯体验到了“在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中失掉法律保障的滋味”，并且他妻子随时都可能被盖世太保送往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出行必须要佩戴一个黄色的星的标记，以便人们马上可以认出他是犹太人来。只因丈夫雅斯贝尔斯是雅利安人，格尔特鲁德才没被强迫佩戴这样的星。）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尽管雅斯贝尔斯对德意志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但他还是准备与妻子一起离开德国。格尔特鲁德的表兄格特沙尔克在美国跟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密切接触，希望他们能在普林斯顿学院为雅斯贝尔斯谋求一个位置。爱因斯坦为此倒是写了几封信，但他并不想推荐雅斯贝尔斯，因为在他看来，雅氏的哲学跟黑格尔的哲学一样，是“醉汉的胡言乱语”。而托马斯・曼只是说道：“噢，他现在终于也想到这里来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耀。”一直到1951年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大学任职后，曼的邀请才迟迟到来。雅斯贝尔斯当然对此断然拒绝了。
最后的一次努力是在1941年，当时瑞士巴塞尔的自由科学基金会邀请雅斯贝尔斯在大学里主持为期两年的讲座。尽管雅斯贝尔斯同意了，但他妻子却被通知不许离开德国。格尔特鲁德为了不连累自己的丈夫，她准备了“佛罗那”（Veronal）――一种强烈的安眠药，而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他们俩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雅斯贝尔斯在1940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万一格尔特鲁德被这个国家殄灭了，而我却幸免于难，那我将形同猪狗，无足挂齿。我对格尔特鲁德负责，她对我负责，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庇护。……但是这部著作（指《论真理》）不是什么绝对，不是什么可以机械从事的。如果在我没有与格尔特鲁德偕死的情况下人们将殛灭她――强迫的离散也将等同于死亡，自愿的离散是不可能的――那么我的著作也就消亡：只有出自我们坚贞的忠诚之本身，它才会生长并且叶茂根深。背叛的行为会摧毁我们存在和这部著作的实体。”
雅斯贝尔斯在当时的信念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要杀掉他的妻子，那就得连同他一块杀掉。这一段时间的每一次的门铃声都会让他们惊魂不定，看到一批批的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更使他们忐忑不安。由于好心人的帮助，格尔特鲁德曾三次被藏在了朋友亨克（EmilHenk）的家里。雅斯贝尔斯有一次对他的学生德莱施尔说：我真的需要一把手枪，只需要轻轻地一扣一切就都结束了。手枪他倒是没准备，自杀的毒药却一直放在他家的橱柜中，夜间则放在了床头柜上。“只有我们做好自杀的准备，这个新生活才成为可以忍受的。任何人都已经无权使我们逗留于世，因为没有人会再无条件地帮助我们。”（1939年2月11日日记）“无论如何，为摆脱惨烈的痛苦和延宕的处决的自杀，几乎不是真正的自杀，而是一个人在经受死亡的勇气和忍受最为巨大的折磨的勇气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所被迫采取的行动。”（1942年10月3日日记）这种无法逃避或改变的境况，在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中曾被称作为“临界状况”（Grenzsituationen），而对这样的境况的意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这同时也是哲学最深邃的根源。如果说1932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哲学》（Philosophie）第二卷第二部分对“个别临界状况”的考察（这其中包括：1.对死的知和临界状况；2.最亲近者的死；3.我的死）只是理论上的思考的话，那么独裁统治下生活的恐怖以及对死亡刻骨铭心的体验，才使得他的理论在现实之中得到了印证。只不过这个代价太大了。
柏林方面预谋于1945年4月14日将雅斯贝尔斯夫妇遣送走，以作“最后解决”。只不过美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海德堡。3月30日，美军将海德堡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了出来，雅斯贝尔斯夫妇也因此摆脱了在劫难逃的厄运。雅斯贝尔斯后来指出，纳粹的专制这一突出事件，具有重新确立方向和再次评估人的效应，它的冲击为既存的一切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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