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绝非迟暮的自辩，亦不作自首陈词。我并不打算以此为一生忏悔。确切地说，它是一番和解的尝试，并非与我身外的世界，而是与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谅解，只在帮补理解。
词句毫不检讨，又显亲亵，再翻几十年前努力克制着写下的手稿，我又惊又愧，这不正是当初试图避免的吗？我怎会竟如此天真，如此轻狂？因此，我至今怯于将手稿在祖国付印。另外也因为，眼看针对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千年帝国”的批判如潮，我个人的历史和视角，又有何成书的必要呢。我也害怕追逐轰动效应，乃至把书变成对错误年代的赞许。
我从未掩饰我的过去，然而战后多年，这个世界偏偏为之粉饰：她多么年轻，不谙世事。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才开始认真反思我的经历，以及渐渐肿胀的负罪感。过去35年间，这不啻折磨：去了解自己，去挖掘当时的动机，太难了。就让自己这样说：1942年我才22岁，太年轻，又满心好奇，叫阿道夫・希特勒迷得神魂颠倒，他是个和蔼的上司，又像父执一样的朋友，坊间的告诫我通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追随他陪伴他，最后几近悲惨收场。他的罪恶如今路人皆知，我也将为负罪感缠缚至咽气一刻。
两年前我认识了作家梅丽莎・米勒。她找我作时代证人，回答好些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问题，比如他于艺界的雅好等。谈话多涉及我的生活，尤其是与希特勒相遇后所受的潜移默化。梅丽莎・米勒属于战后出生的第二代，眼光囿于她关于第三帝国罪恶的识见。幸而她不是以正义自命的那类事后诸葛亮，思考方式并不片面。她垂听着，我们这些从前站立在元首的光环下的时代证人到底还有什么可讲述的，她步步寻索来龙去脉。
“我们不能将传记当作事后辩白，相反我们得肩负这些生活下去。然而，我们可以修正自己。”赖纳・孔策在《一年日记》中如是说，尤其对我，这引言意味深长。“人们并不单单要求你公开下跪，”他继续说，“沉默的愧色比任何告白更具说服力――也更真诚。”因此梅丽莎・米勒说服了我，将这部手稿公开出版。既然她能借此理解，向法西斯希特勒屈膝曾是顺理成章的事，而那年头要清醒意识到我们正倾力于一场种族大屠杀，却那么不可思议，我想，读者也能理解吧。但愿如此。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
……;……
1945年4月22日。堡垒四周弥漫着狂躁紧张的气氛。外头已是地狱。我们整天整天听着枪声炮声，千万不能把脑袋伸出门外。威廉普拉茨哀鸿遍野，凯撒霍夫残存的屋子像纸牌一般单薄，无论从哪条路走到帝国总理府，都躲不了满目荒凉的景状。只剩下宣传部的白色门面，像一个象征符号，孤零零立在空荡荡的广场上。
我见人就问，仗打得怎么样了。到处都动荡不安。这些枪炮声可是德军的步枪和坦克发出来的么？没有一个官员知道答案。他们面无表情地窜上窜下，摆出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自欺欺人。
……废墟，倒塌的围墙，树上正开着花儿，宁静而安详。几天前，我们几位女士曾在此练习手枪射击。希特勒后来才容许我们这么做的。前阵子，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刚回到东普鲁士，苏军越逼越近，我们便请求上峰教我们使用手枪。希特勒当场笑着回答：“不，女士们！我可不愿意死在自家秘书手下。只消瞄准目标就可以了！”可现在，他忽然不再反对让我们学手枪射击了。这一刻，小鸟还嘁嘁喳喳唱着歌儿，草地里开着黄水仙，大自然好像要苏醒过来了。看着这一切，我们心中可欢喜了。只有可怕、压抑的气氛下，才长出掩体这么惹人憎恶的东西。在外头，呼吸会更舒畅，听什么都更清晰。狗儿在草地上撒欢，我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着烟。
……第二天，炮火又响得更近了。苏军已经攻到柏林市郊。强大的坦克阵容前，任何抵御无异于螳臂挡车。掩体内的气氛并未改善。我们坐着，等待着。昨天因叛变者发过一轮火后，希特勒情绪低落，神色呆滞阴暗。他似乎已决定不再处理公务。现在也再没有军事报告送来了，时间过得毫无章法。白色混凝土墙壁上永远反射着强光，我们无法知悉到底白天抑或黑夜。我们几位女秘书陪伴在希特勒身边，忐忑不安眼看他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当那些绝望的、无家可归的难民从废墟仓皇出逃，四处寻找地铁内的庇护所时，当每个男人、每个男孩都冒着生命危险，操起临时武装杀入敌阵的时候，希特勒已经亲手埋葬了所有希望。
……
后来，奥托・京斯策的高大身影出现在楼梯间，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他年轻俊朗的脸上，只有灰白憔悴的神色。他重重坐到我身边，也伸手拿酒瓶，宽大的手也不住颤抖着。“我执行了元首最后的命令……烧毁了他的尸体。”他说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没有回答，也没有问任何问题。
……
酿酒厂院子里，党卫队的士兵正守在他们的卡车前，面无表情，只等待最后突围的命令颁布下来。国民冲锋队、托德组织的官兵都扔下了他们的武器，一个个往外走，向苏军投降。院子的另一端，苏军的士兵正给德军士兵发放白酒和香烟，告诉他们投降了就好，大家都是兄弟，一同庆祝。我们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视若无睹。于是，我们走出包围圈，那儿只有寥寥几个欢庆胜利的苏联人。最后，我终于可以哭出声来了。
战后，我曾认定自己在第三帝国内担当的不过是个无罪的小角色……我常常经过法兰茨约瑟夫街的索菲・肖勒纪念牌匾，却从未留心。有一天，看到她于1943年被处死，这让我震惊不已，1943年，我刚刚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索菲・肖勒也曾加入德意志少女联盟，比我年轻一岁，她却看得清面前那专制政权的真面目。一下子，我再也找不到自我原谅的借口了。
……我放手了，只让负罪感、痛苦与悲伤将我吞噬。忽然间，我因亲历者的身份而备受瞩目――这令我更受个人负罪感的严厉拷问。因为那些访谈中，从来没人问过我是否内疚，他们只谈历史事实。而压在我身上的负罪感愈发沉重――促我不断反思。今天，我为两件事情深感歉疚：为几百万人死于纳粹手中的厄运；以及为少女特劳德尔・胡姆普斯（作者婚前姓），她曾那么缺乏自信，竟没有在关键时刻勇敢地说出“不”字。
（本文摘自《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德]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著，陈琬译，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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