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之城》问世三年之后，宁肯给自己的第二部小说起了一个奇怪的、耐心寻味的名字――《沉默之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随即引发了我的问题：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答案很简单：关闭与敞开。一个世界被
因此，宁肯在普鲁斯特那里找到了写小说的理由或者理想，他似乎对“小说是沉默之子”的说法情有独钟。然而小说同时也是“聒噪的艺术”，这种宿命的悖反决定了小说家只有言说乃至聒噪，才有可能扫荡开内心的压迫感并最终归于平静。在聒噪与沉默之间，宁肯显得有点犹豫不决，将小说命名为《沉默之门》，表明宁肯对“沉默”的是与非很有些着迷。
那么《沉默之门》这样的小说，属于哪个时代呢？就它所构建的诗歌世界与生活废墟之对立以及由此传达出的启蒙主义情愫来看，它显然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也就是说，它的基本母题来自一种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的历史观。然而《沉默之门》又是不折不扣地属于当下的，或者说它处在历史同现实的缝隙与联结当中。小说写了五章，除了李慢的打嗝、迟缓等哲学性、诗歌性病症暗含着历史梦魇之外，像“长街”、“南城”这样的重头章节所呈示出来的日常经验都尖锐地指向当下。事实上，也正是这两大部分的当下经验被描写得最为饱满真切惊心动魄。在那样的环境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无缘无故地怒气冲天与人为敌，W、T、O这三个死缠烂打在一起的人物关系，活灵活现地勾画出当下时代恶劣的生存环境。呈现并且直面这些经验，宁肯是非常用心的；另一方面，这也是非常消磨人甚至腐蚀人的。
李慢这个人物是否能够或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写作者认同，这不是个有意义的问题。让我感兴趣的是，宁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物。在飞速运转、喧嚣热闹的世界面前，李慢是静止的。“慢”是他的特征，但这特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性格，它包含着写作者潜在的历史观和生命观。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说，速度是生命的大敌，任何一个代谢运转速度快的生物、事物，其消亡都是非常迅速的。相反，节奏稳固的事物以及行为则容易持久。小说中写到倪维明老人时候，宁肯使用的比喻惊世骇俗：“以亡者的姿态”活着，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种不可理喻的对时间的藐视，源自于内心深处对生命价值尊严的确信，它与沉默互为表里。
对某种事物自信到了执著的地步就很容易迷信，这通常是自恋的开始。而自恋必然导致简单粗暴，它将使世界的复杂性和小说表达的对话性走向毁灭。像李慢这样的人物类型，从自信到自恋只有一步之遥――凡是跟诗、阳光、理想相关的事物，很容易滑向可笑的反面。他写诗，他读了那么多的书，他具有一种拒绝俗事的品质，他对现实事务的不适感在某种角度上完全可以幻化为一种自傲。然而宁肯对自恋有着强烈的警惕，他从自恋下面解救了李慢这个人物。李慢是逆来顺受的，同时也是生硬木讷的；他是麻木冷漠的，也是清醒温暖的。在所有跟李慢有关的叙述上，宁肯显示了一种自觉的反讽精神，这在此种类型的小说叙事方面是很难得的境界。
按照传统长篇结构理论去衡量，《沉默之门》的结构过于简单，它缺乏与历史相关的线性时间感。这给作者处理完全不同的时代经验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只有在历史的关联中才可能获得经验的意义。我认为宁肯在长篇结构方面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他充分地调用了诗歌的资源介入历史。小说的五个章节在精神逻辑上始终保持着非常内在的联系。实际上这是宁肯切入历史，关照现实，叩响“沉默之门”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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