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山的自然和深远的乡土文化土壤中，一位识了些字的农人的命运和自我就是如此定义出来。在他漫长的人生中，他的自我意识的生长，到了晚年最终成为对询问者的回答。
多年前，我在卖旧书刊的地摊上，寻到
2001年2月，王振忠先生在上海的旧书市场也寻获了一本旧日记，于是让詹庆良这位生长在徽州婺源乡村的少年，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詹庆良这位老人不经意间站在了历史和地理的边缘。詹庆良生于1935年前后，婺源古坦乡水岚村人。父母双亡后，靠伯父资助读书，1950年后辍学。这部日记，就是他1949年这段读书生活的记录。后来，詹庆良在水岚村务农，当过大队会计，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深处。
王振忠先生做了这本《水岚村纪事：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李玉祥先生配了大量的照片），对詹庆良的日记做了一些点评和议论。当然，书中的“水岚村影像”、“重访水岚村”和“徽州乡土文献（附录）”却沿着这本日记又活到关于日记本身的议论之外，这些文章见得王振忠先生在历史地理学上的人文功底。2001年，王先生去婺源寻访水岚村，没有想到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这部日记的主人。詹庆良和一般农民的区别是他胸前的口袋别了一只钢笔，他在村里是有给乡人“推算”命运的地位，因为他读过“老书”。
王先生在这本书就乡村的社会和信仰有很多有趣的开示，但是我不能忘却的却是詹庆良日记中，这位少年说话的语气，这语气里面，我总觉得有些妙趣。先摘录两句这位乡村少年的试着思考世事的语言：
“人说这番天气好，我也说这番天气妙，这番好天晴起，好把务农之人，朝出登田做工，是好耘苗去草。”
“昨夜二更醒来，听到雨声滴沥，先生一闻雨滴，说起雨落迟了。我也说起雨落迟了。雨得早十天，苗也不致早死。……”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行文的语气？我不是说，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少年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感叹他对农人农事的关切。在整个日记里，大量的这种行文方式，可以看出纪事的原始美感，没有雕琢，即使一个书塾学童将文言词汇直接拉入乡村生活中，也看不见有什么雕琢修饰。詹庆良就是简单的“人说……，我也说……”，仿佛一种佛经中的“如是我闻”的质朴和率性。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种“同时性的唱和”之美，仿佛是山歌里的问答。但是其中一定还有多一层的暗示，让这种语式显得有玄妙，有些天地暗藏的禅意。直到我读到，王振忠先生2001年那次在村口遇见詹庆良老人，老人又写下几句之时：
“农历辛巳年六月初十日，晴
今日在家嬉，出外去玩，我到车站去看，看来了好人。当时卫 围 着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詹庆良。”
读完，我感到悟出了其间的道理。读书识字为什么？就是让自己开始可以说出“我是……”。即使詹庆良老人到了老年，乡土方言替代了文言措词，但是在他的行文中最一贯的东西依然那么强烈刺眼。“我叫詹庆良。”这一答，便是所有的答案，便是当年这位乡村学童对读书的强烈愿望的谜底，他学会说“我也说……”和“我是……”。一位少年，在面对“人说……”和“先生说……”的包围中，把自己的主人地位悄悄地确立起来，在世界中寻找到了自己。
“我叫詹庆良。”这是一个答句，在整个日记中，这是一个答句，而没有最终成为一句不需要别人发问的陈述句。于是，在深山的自然和深远的乡土文化土壤中，一位识了些字的农人的命运和自我就是如此定义出来。在他漫长的人生中，他的自我意识的生长，一个烂漫少年的关于“我”的兴高采烈的发现，到了晚年最终成为对询问者的回答，成为身份证上的符号，填表者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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