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叶辛创造了一个个神话：1977年春天，他的处女作《火娃》出版，第一版印了20万册。第二版加印了17万册。出版不久，又很快被译成英文，改编成了连环画，并与导演谢飞一起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拍摄成电影公映；1979年秋天，叶辛在贵州山区猫跳河畔的一个偏僻的峡谷里写完长篇小说《风凛冽》，接着
他所创作的书已有80多种，周围的人劝他：有了《蹉跎岁月》，广播有声，电视有影，该有的你都有了，再写一千本也就这样。然而他对自己有着准确而清晰的定位，他说：“我总是喜欢写，活着么，写了东西才踏实。”也因此，他身兼数职而不忘创作，无论走到哪里兜里都揣着一个小本，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一切缘自对文学的爱，没有任何杂质。
读书报：《缠溪之恋》（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您的第25部长篇了，这部作品在您的创作中有没有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原因促成的《缠溪之恋》？
叶辛：这部小说算是意外收获，我正在写另外的长篇，产生了想法，就停下来先写《缠溪之恋》，我很珍视这部插进来的小说。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偶然的机会，我在候机时碰到一位脸很黑的中年女人，她说她在新疆承包土地，一年可以赚15万。她对我来说完全是新农民的形象，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人的形象老留在我的记忆里。第二个原因，近几年我每年都有机会回贵州，每次都回到插队的地方看看，虽然山川依旧，人不一样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实际上留在山寨里的人也不容易，也有很多故事，尤其是留守的女人，她们的日子也满艰难，满寂寞，很容易引出感情的故事。第三，我对山乡感情深厚，对各色人等熟悉，感受到知青所感受到的一切。这部小说很冲击我，生活过的山乡的画面出来了，我随身带着本子，一有空就往下写，周末再往电脑上打，速度相对快，一年多就写出来。我无非想表达偏远山乡人性的变化。
读书报：截止目前您一共创作了多少万字的作品？涵盖了哪些题材？
叶辛：作品大概一千多万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些书不但体现我所生活的时代，过了多少年之后，读者碰到了还想打开来看一下。《孽债》《蹉跎岁月》影响比较大，几乎所有人对我的印象是知青作家，其实之前我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最早发表在1977年的《高高的苗岭》就是儿童文学，后来改编成《火娃》。之后觉得儿童文学作品有点局限，我想还是写我熟悉的生活，写了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写完《缠溪之恋》，有报纸评论说这是我写的最纯粹的一部农村题材作品，其实不是，我80年代写过《私生子》的长篇、《三年五载》（三部曲）都是纯粹的农村题材的作品。
读书报：您的作品题材多样，但是《孽债》《蹉跎岁月》等知青题材的作品毕竟影响太大了，回忆那段岁月，您认为知青生涯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
叶辛：影响是很大的。《蹉跎岁月》25年来换了十多个封面了，人文社出版“当代著名作家名著丛书”又收进去，一年内印了三版，《孽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新世纪珍藏版，也印了两版，今年的上海书市，我去签售《华都》，还有不少读者问为什么不签《蹉跎岁月》和《孽债》。好小说第一个特点就是深深地吸引读者。光吸引读者不够，还要重重地叩击读者的心灵，让读者觉得，尽管写农村题材，总觉得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久久地令人回味。对作家本人来说，总希望自己的书不但在当时代有很多读者，在过了多少年，也会有不少读者。
读书报：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您的作家梦从小就有了，是这样吗？您在1973年第一次收到退稿时，会想到有后来的成功吗？
叶辛：我不会想到我的生活有这么大变化，但我想我一定会成为作家。《春耕》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劳动之余在煤油灯下写的，被退稿当然很难过。但也许正因为这样，我得咬着牙关继续写下去。没什么原因，我就喜欢文学。无论去中学、大学，还是去文学院上课，很多人问我怎么成为文学家的，最主要的条件，不是上大学，而是你对文学有真正的爱。你真正爱文学，不带任何私心杂念地爱，它就会有回报。我从小喜欢文学，不知不觉读了很多书，好书给了我很多营养，当然不会具体到哪个人哪本书，但这种滋养是文学独有的滋养。它使我坚定选择这条路，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当我回到省城，有很多机会做生意发大财，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脑子很清楚，我还是希望老实做个文化人。我总是喜欢写，活着么，写了东西很踏实。
读书报：去年出版的《华都》，距离您的上部长篇有9年时间，那么长时间没写长篇，是什么原因？
叶辛：《华都》写得很从容。在这之前我出版了20多本书，我不想追求数量，我要写上海的书，要和曾经有的不一样，至少要写的好一点。我发现所有写上海的小说几乎都在写上海的弄堂、上海的石库门；年轻一代在写上海的酒吧、高级写字楼。我觉得这不是上海的全部，外滩灰色的楼群同样代表了上海，我希望自己能从这个角度关注上海的当代人。所以，《华都》的故事发生在华都大楼，大楼就坐落在繁华的上海黄浦区。从贵州回到上海，我经常带着山乡人的眼光，看我曾经熟悉的上海。我重新融入、了解这个都市。所以那段时间，我写的比较从容，考虑得多，画面也大。可是我发现无数的人在写上海，不需要我口罗嗦。后来写40万字就打住了。
读书报：除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及上海市人大常委外，您还是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是什么机缘走入大学的？在大学里给学生们上课吗？
叶辛：是钱伟长老先生提议的，他是上海大学校长，他提议我担任文学院院长，有点历史渊源，80年代初《蹉跎岁月》播出时，我曾在报上读到过他赞扬《蹉跎岁月》的文章。这可能跟他后来的提议有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当了8年的院长，但是不管文学院的日常事务，我会参加开学、毕业典礼，听听总的教学计划，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另外每个学期去讲一堂大课，应他们的要求和学生谈一些文学。
读书报：您还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具体从事什么工作？
叶辛：我上个月刚去。工作有点调整，原来是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党的职务不做了，到文学所担任所长，我就想好好学习，在新岗位上看能不能给作家们、文学评论家们办点事，现在还不敢说大话。
读书报：身兼数职，您的写作时间怎么安排？
叶辛：大多是忙中偷闲。比如在作协工作，一般到3点以后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写点东西。脑子里想到的构思写下来。周六周日是最好的写作时间。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没什么烦心事，如果整天心事重重，那也写不好。
读书报：您开始时就说，《缠溪之恋》是个“插曲”，那么您原先进展中的作品是什么？
叶辛：是《上海日记》。就写大学毕业生想方设法在上海留下来，融进上海社会的过程。一定会很好看。经常有孩子向我倾诉他们的故事，而且我还能发现故事后面的东西，听多了，就产生创作的欲望。书后面必须有时代的故事，中国有8亿多农民，通过各种渠道想变成城里人，他们的人生会有很多故事。另一个方面，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作家都曾写过类似农村青年走向都市“往上爬”的过程，他们的人生和感情经历都是值得挖掘的。我想《上海日记》肯定不同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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