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做一个太平天国史的课题，那也是王朔作品盛行的日子。有一段时间，我白天看洪秀全的资料，晚上看王朔的小说。当时，并没有感到他们之间能有什么关系。隔过这么多年，忽有所悟，这两个看似风马牛的人物，其实是不无可比性的。
洪秀全在图谋造反之前，走的是另一条路。有履历可证：他自
王朔成名前的经历，大概不似洪秀全那样单纯，那样一条道往南墙上撞。但有两点是相似的：他也曾高考落榜；他也不乏功名心。他说过：“我是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也可以借这句话作一个假设，如果王朔高考顺利，以当时的分配形势，坦途条条，敲门砖可以码一摞。今天的王朔，被某个体面的社会职业所“收拾”，应该是十之八九的事情。即使他还在写小说，恐怕也掀不起一股骇世的所谓“王朔文学”的波澜。
考试失败和功名心，都是前提。二者相加，便引出了他们的“另类人生”实践。洪秀全在最后一次落榜后，先是说了一句狂话：“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又做了一个惊人之举：摘下他执教的村塾所供奉的孔子牌位。数年后，金田起义爆发。洪秀全所要挑战的，其实不单是一个清朝政权，他的有些举措，也难以从政治革命的意义上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比如毁寺庙，易服饰，变礼仪，设禁条，甚至一度取缔了家庭。他掀起了一场几乎是横扫一切传统生活习尚的“拜上帝风暴”。社会风习追溯到底，根源于文化，变革风习与变革政权是两码事。从一个极端（虔诚信奉）跳到另一个极端（彻底排斥），洪秀全的某些作为的观念深处，与其说是反清，不如说是冲着他深受其苦的传统文化准则去的。
再看王朔。如他自己所称，是被挡在主流知识分子队伍之外以后，用小说作刀枪，杀出了一条生路。洪秀全的怨和恨，可以借军队和政权的力量宣泄到整个社会；王朔手里仅有一支笔，他只能用它说话。所以“知识阶层”、“文化精英”，直至许多一向被正面宣传和树立的东西，都成了他笔锋所向的靶子。我们可以绕过作品，直观他的自白。他在一篇题为《我的文学动机》的短文中说：“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又如“我觉得社会中有许多不健康的现象，像冒牌的知识分子和真理，一旦他们夸我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可能哪儿不对了。我以刺激他们为乐事，如果他们不以为是刺激而以为是乐事，那一定是我不对了”；再如“我主张有本事咱把书都烧了，自个儿说自个儿的，不带说别人说过的话，这是本事”等等，论调大体一样。从当中自述的“偏见”、“难听”、“偏激”、“刺激”等词句可知，王朔的这些发泄式的言论，连他自己都觉得难免过火。明知而故犯，足见这种敌意的背后，含着怨气失控的成分。作家池莉认为，“正如他借小说中人物所说的：在他受到了许多粗暴之后，他想他也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是一种客观的看法，只是所谓“粗暴”，是一种泛指，除了王朔和某些“知识分子”之间的对骂，还一定包括诸如境遇一类只能用身心去体会的东西。
事情到此而止了吗？还没有。任何现象当中都含着变数，这是生活的辩证法。无论洪秀全还是王朔，都逃不脱这个定律。环境能让他们那样，也能让他们这样。洪秀全在得到半壁江山两年以后，由“破”而立，他的各类政策和规章便逐渐退到传统习俗和现实生活所认可的范围之内，他甚至在自己创作的诗篇里，也弹起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陈调，很有点再“自我叛逆”之势。不用问，侧身“大腕”行列、“作家”嫁身的王朔也在变。他开始出入笔会，和正规的出版社、杂志发生关系，结交主流派作家。他40岁时，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前些天我往电脑里录资料，看到一些过去的报纸，上面有我当年的言论，看时觉得特别好玩，真是一些狂话，根本不考虑后果和对别人的刺激，难怪当时惹得有些人那么生气，我现在看也觉得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
看来，心态的平衡与否，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以及因这种作用所引发的社会作用，有时候是不可照常理估计的。人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在找平衡，只不过找法各异，后果也不同。像汪曾祺那样的随遇而安是一种找法，像李叔同那样的从朱门入空门也是一种找法。而洪秀全和王朔又是一种找法，它能激活一个人的潜质，使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从而载入史册。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具有某种和时代需求相吻合的潜质，否则，找到自身的“盲点”上，难免弄巧成拙，势成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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