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兴，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79年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1988年在美国艾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取得博士学位。1989年开始在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任职。1996年至今，负责清华人文社会学院的亚太／文化研究室。张春田，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2005年7月，陈光兴先生在上海接受了张春
张春田（以下简称“张”）：陈老师，您是较早在华文世界倡导和践行文化研究的学者，能否描述一下文化研究在台湾地区兴起的语境和发展状况？
陈光兴（以下简称“陈”）：我们这一代和而后的纯粹学院派不太一样，有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现在台湾文化研究的前身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的展现形式是文化评论及文化批判，在报纸媒体、公共议题上自我呈现，许多朋友都以书写的方式介入了那个台湾社会变化最快的过程。文化研究首先是与台湾自身的社会、文化状况紧密关联的。到了90年代的后期才开始学院化，并有了华文世界里第一个文化研究学会。各个学门里都有一些人，发现做文化研究或者说跨领域研究的空间，渐渐被堵塞了。成立这个学会，有一点自保的目的，希望突破既有的叙述框架，同时促进与社会的互动。我们编《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亚际文化研究》），有一个附标题“Movements”，就强调参与的经验。
张：能否说，文化研究本就不是关在学院中进行“中立”、抽象的知识生产；介入社会问题，展开密切互动，既是文化研究的初衷，也是它的精魂？
陈：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面对特定的问题，具有开放的在地性：文化研究在英国起自五、六十年代新左派的风潮，本身就是“新社会运动”；在澳洲与加拿大也一直密切结合了各种形式社会运动；在日本承续了左翼学术传统，与新兴社会运动相接合；在韩国承继了80年代左翼思想传统，与工人、妇女、媒体改造运动密切连结；在印度也与女性、环保等运动相连。这些实践清楚地表明了各地文化研究与进步思想、运动的不可分割性。当然，好的文化研究是对不同地区有启发、共振作用的。
张：现在，文化研究在中国内地也渐成显学，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迅速建制化的同时，也出现了移植美国文化研究模式的倾向。
陈：美国的文化研究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关在学院里面。学院和社会空间的屏障、边界很清楚。别的地方，学院和社会的界限未必那样泾渭分明。像台湾地区和韩国在80年代，学院和社会的互动是相当密切。到了90年代以后，边界又开始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学院中人会面临一些挑战。比如专业化，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原先更为广阔的知识分子书写、论述的场域。可是，文化研究在华文世界里进行了十几年，开拓了一定的空间，我们试图在这样的空间里，让批判性的知识能得以持续。
张：与建制化相伴生的，还有文化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大量数据、表格、问卷调查成为当然的组成部分，似乎没有这些，文化研究就不“规范”、没有合法性。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文化研究不属于一个特定的学科，不同学科的人都可以来做。当然可以用数据。关键在于一种批判性的精神，要追问，你的研究有没有反思和批判性，你做文化研究是要干嘛？
张：我记得您有一篇文章《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从两部电影入手，讨论在殖民、冷战效应下台湾的省籍问题和东北亚的和解问题。在您的文化研究中，体现出一种明确的“亚洲思考”的特质。今天，“亚洲”已经成为重要的论域。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为什么要强调“亚洲作为方法”？
陈：我自己做文化研究，出发点和导向都是社会文化、政治问题。像我们留美的人，原来受到东/西的二元结构的影响，身上的“美国性”其实是比较深层的。当我们发现历史坐落在自己身上，其实并不是很个人化的时候，必须得反思，而“亚洲”恰恰提供了我们反思和调整的可能性。并不是说美国资源、西方资源已经不重要了；而是要把参考的对象多元化，在这个过程里面，创造出新的东西。拿我的经验来说，注意到台湾地区和韩国之间历史的高度接近性后，反而可以发展出生产性的论述。知识界讨论问题时，每每容易陷入到东/西方的二元结构中，甚至直接就是中国和美国。可是，当参考架构不再是中国和美国，而是比如中国和印度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一些在中西对立中被掩盖了的在地问题、本土资源。
另一个层次是“后9・11”时代全球政治格局的转化，表现之一就是更为快速的区域化。不仅是经济上的区域化，还有政治上的结盟，如欧共体、东南亚合作联盟等，最慢的反倒是东北亚。我们提出的“亚洲”概念，里面包含了几个语汇的辩证：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区域主义的国际主义，第三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原来讲的世界主义比较空洞，把亚洲、第三世界这些都区隔掉了，需要有一个区域主义做中介。很多东西，必须在在地的过程中有优先考虑。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今天知识界的很多思考依然被绑入东/西的二元结构中，论述的参考点都是美国。冷战中作为制衡的力量，在冷战松动后，很快被吸附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学术空间里，这很有讽刺意味。如何让亚洲资源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一部分，同时让中国的资源成为亚洲资源的一部分，如何在知识生产的层面，形成亚洲的统合，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中国内地的很多资源，包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验，战后的第三世界结盟关系等，一定不能漠视。中国的复杂性，有时是很难以辨识的，需要通过外在参照点的转换。我们要尝试转变既有的知识结构，透过亚洲视野的想象与中介，让处于亚洲的各个世界能够重新开始互相看见，彼此成为参照点，转化对于自身的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从亚洲的多元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一种重新理解世界史的视野。我们至少要有意识地找寻亚洲地区自己生产出的知识，否则还是陷在殖民主义以降的殖民逻辑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