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景仁先生和苗力田先生是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先辈，哲学史家、翻译家，他们两位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元老，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教研室出的两位大师。两位先生淡泊一生，一辈子没有过上优裕安逸的生活，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他们一生痴迷于学术，对事业不懈地追求，以苦为乐，给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精
说到两位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各自的经历有些不同。
庞先生1942 1946年在巴黎大学和瑞士的弗莱堡大学曾做过三四年的哲学讲师，教过哪些学生，现在无从考证。王玖兴先生就是受庞先生的推荐去瑞士弗莱堡大学留学的，甚至前几年张庆熊教授和我谈起，它在弗莱堡大学留学时有人带他在一个阁楼上翻出了两箱子庞先生的藏书。庞先生1946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做教授，培养了哪些学生，我们也不知道。1956年来中国人民大学之后，首先是在新闻系外语教研室，后来是在学校的大外语教研室教外语，培养了许多我们说不出名字的学生。转到哲学系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和身体的原因，庞先生很少上课，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之后他给研究生开一些选修课，讲授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等原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他开始招收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我和陈宣良就成为他的开山弟子，但他授业不到半年就离我们而去，我们也变成了他的关门弟子，是他招收的唯一一届博士生。可以说在培养学生方面，庞先生的才能没有机会得到很好的发挥。
而在培养学生方面，苗先生可以说是硕果满园。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苗先生就开始给他们上课，班上有罗国杰、郑杭生诸君，他们早已成为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名流。后来苗先生又参与指导副博士研究生，刘放桐教授就是苗先生参与指导的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他现在已经成为我国西方哲学界的学术大师。1986年苗先生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庞先生去世之后，我和陈宣良就转而由王玖兴先生和他共同指导，也算是他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1987年李秋零报考了苗先生的博士生，后来余纪元、张志伟、徐开来、韩东晖等10多人相继成为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国内西方哲学界的中青年骨干，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说到在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和教学方面，两位先生给我们的启示很多。
第一，两位先生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外语水平甚高。庞先生在国外生活了10年，法语是他在国外使用的语言，相当于第二母语。法语、德语、英语他都有译作，另外他还学习了梵文和日文。1950年代初他在中央军委做高级翻译，后来在外语教研室教授外语。因此，说他是语言专家，毫不为过。苗先生尽管没有在国外留过学，但也很有语言天才。40年代曾经赴缅甸为美国的远征军做过英文翻译，在陈康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古希腊文，50年代在病床上学习俄文，后来学习德文。俄文、德文、希腊文都有译著发表。可以说他一辈子是活到老学到老，“文革”开批斗会时背单词，70多岁一大早就起床背希腊文词根早已被学生们传为佳话。苗先生曾说过，要学好西方哲学最好要掌握两门死语言（古希腊文、拉丁文），三门活语言（英、德、法语）。
庞先生和苗先生的翻译是非常讲究语言美的，这得益于他们对汉语的高超的驾驭，得益于他们的国学功底。庞先生的翻译反复锤炼，炉火纯青，人们读起来觉得多一字少一字都不妥。苗先生也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事业，觉得翻译甚至比自己写文章还重要。他说，与其写几篇低质量的论文，还不如翻译出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名著对学术界更有价值。外语不精，原著不熟，没有自己亲自翻译过原典的训练和经历，就不具备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重视原文原典的学习是这两位先生的共同特点。
第二，对教学高度重视，把指导好学生看作比自己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更重要。苗先生每讲一堂课，总是要准备好几天，所有的内容条分缕析，烂熟于心。讲课从不看讲稿，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像是一位演过百遍千遍的老演员在台上得心应手地尽情演绎。他70多岁一大早起来背希腊文词根，目的是要把一上午讲课的所有内容、将要写在黑板上的所有希腊文都背下来。苗先生腰部做过手术，30多岁就拄拐棍，但上课从来不坐着讲，80多岁讲课时还是一站几小时。他觉得坐着讲课一方面是对听众的不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个人的表演。但苗老师的课讲得好并不在于形式，主要的是他讲的内容，艰深晦涩的康德、黑格尔，他可以用非常通俗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又不失其深刻性，可以听得出是他经过反复咀嚼、消化，甚至深思多年的心得体会，学生的很多疑惑经他一点化，经常有豁然开朗之感。庞先生认为，给博士生指定的参考书,导师必须自己认真读过，他经常去北京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和参考材料，认真做读书笔记，住在病房里还写信指导研究生读些什么书、怎样读书。难忘的是,指导我们的信放在医院的床头还来不及发出，庞先生就因病情恶化去世了。
第三，两位先生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轻易写东西，立言和立命一样谨慎。苗先生告诫学生要多读、多思、少写。少写就是不出粗制滥造的残次品，不出应景赶时髦的伪劣产品。在多读多思的基础上，确实有所收获，有所体悟，有所发现，再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应该在这个学科领域立得住，应该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一点贡献，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两位先生的为数不多的文章，文风平实，从不哗众取宠。探讨的是学科主干上的核心问题，在主流，入主流，不猎奇，不搞边缘化。从他们翻译的书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取向，是主要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威廉・詹姆士等大家的主要著作。
第四，两位先生一辈子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的宿命，历经磨难，毫不懈怠。无论是在干校劳动，还是重病在身，都没有丢过学问。庞先生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常年的血压在180―220毫米汞柱之间，心脏装上了起搏器，但仍然坚持翻译和研究，子女为他办好了定居瑞士的手续，他婉言拒绝，要留下来指导博士研究生。住在医院里还帮魏金声老师校改萨特《影像论》一书的译本。苗先生从30多岁起就直不起腰来，摘除了一个肾，剩下的一个肾只有一半的功能，他经常是在医院里看稿、定稿，在病床上审阅学生的论文。苗先生在70岁之后冲击学术上的一个又一个高峰，《亚里士多德全集》问世之后，又着手翻译《康德全集》，但壮志未酬就逝世在工作岗位上。
第五，两位先生都淡泊名利，宠辱不惊，保持一种平和心态。庞先生曾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从没有怨艾，从不叫委屈，甚至从不向人提起。曾因历史问题没有上讲台的机会，他也泰然处之，独自翻译。他没有高台领奖，没有花团锦簇，没有桃李芬芳。但是，今天中国的大学哲学系学生几乎无人不读他译的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苗先生将工资晋升机会让给别人，学校给他分大房子他也不要。不仅他本人不要待遇，不争名利，而且也不为学生争，也不愿意学生们自己去争，如果谁做了他会不高兴。他觉得，不争名利、默默无闻应该是学者的本分，也应该是学者的品格。
两位先生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的遗产，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可以换取资本的光环；两位先生没有给学生们留下任何可以凭借的升迁阶梯，也没有搭建任何让学生可以仰仗的近水楼台。然而，他们的为学和为人，让我们永远受益，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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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景仁（1910―1985）,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6年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一大，索邦）哲学系，以《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一文而于1942年获得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本书1942年由巴黎让・弗兰哲学书局出版发行，是中国人研究马勒伯朗士哲学的第一本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将马勒伯朗士哲学和朱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唯一一本著作。庞景仁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代表作有：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伽森狄的《对笛卡尔〈沉思集〉的诘难》、詹姆士的《彻底的经验主义》、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另外，他翻译的莱布尼茨的《致雷德蒙信：谈中国哲学》，马勒伯朗士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为研究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苗力田（1917―2000）,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学于前中央大学，师从陈康先生和方东美先生读研究生，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50年代初，参与了贺麟、洪谦、任华等人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简编》一书的编写。1956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创系元老，组建了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人民大学1978年复校以后从德文翻译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书信百封》。80年代中期开始组织学生翻译《古希腊哲学》原著选编，1989年出版。1992年苗力田和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全国西方哲学课程的推荐教材，目前还在印行。90年代从希腊文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版是中国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大家的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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