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自建院始，就有一大批在当时社会上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高知识阶层的学者介入。薪火相传，建院8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故宫学人在这里成长起来。本刊请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谈谈他们眼中的故宫学人和故宫学术。
余辉（古书画部主任）：
故宫书画研究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藏品丰富，人才济济，研究成就受到国内外认可。目前故宫书画研究有属于自己的一整套鉴定方法和研究角度，如何整合提高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水平，形成梯队，是当务之急。在古代艺术研究界，近一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应朝着形成书画领域的“故宫学派”的方向努力。
要形成一个学派，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梯队很重要。人才的接力按正常情况来说，应该是十年一个梯次，一直以来在故宫差不多得间隔三十年。例如，故宫书画研究的开拓者如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马子云先生、王以昆先生等等。他们的继承者如杨新、单国强、聂崇正、肖燕翼、王连起，这两拨之间就是隔了三十年。而未来的故宫书画研究需要一批有创意的后人，才能有绵延不断的生命力。现在，三十到五十岁的年龄层中出现了一大批术而有著，学而有论、有实践经验的书画研究人才。然而要由他们成就“故宫学派”，一半要靠六七十岁的专家引导，另一半靠他们自己有目标、有科研愿望、有领域、有成果，同时还要借国内外学术界的强力。这也是创建书画研究的国际平台――书画中心的使命之一。
只有形成了学派才称得上中心。学派当中保持学术民主，所表现的一致性是重视文献本身，以研究与鉴定为基础等。在此基本特点和大前提一致的情况下才产生独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既有共性，又有学者的个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三代甚至四代人共同努力。
就书画研究本身来看，我们不妨做个比较。以南京书画研究界为例，他们的研究长项是在书画论著编目索引、海外藏古代书画影印件汇编等方面。弱点是这套研究是在大学校园中形成，接触不到实物。而故宫博物院因馆藏文物多，因而在古书画鉴定方面很强。而弱点则是缺乏与艺术史的横向联系。当然这也与我国的艺术史教育有关。解放前学院里没有专门的艺术史课程，研究多靠师徒口传心授，所以培养人才的量很少。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才有了艺术史专业，1965年才培养出第一批受过艺术史教育的文博工作者。
书画人才培养方面，应将师徒制与学院派结合起来，后者逐渐冲淡前者。我们应该有博大的学术胸襟，接受故宫以外乃至境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使故宫学术研究内涵更丰富。
吕成龙（古器物部副主任）：
故宫的专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耿宝昌先生。1984年我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分在陈列部的陶瓷组，而耿先生是在保管部陶瓷组工作。1998年陈列部和保管部合并后，我与耿先生见面的机会逐渐增多。他为人诚恳诚实，声名在外，却能不为利益所动。如今，耿先生以83岁的高龄，还在发挥余热。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筹建过程中，耿先生一直亲临指导。天这么热，但他毅然与具体负责的年轻同志一起下地库。地库是恒温，与外界温差有十几度，对那么高龄的老人来说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耿先生对古陶瓷鉴定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明清两代，对整个中国古代陶瓷，他都融会贯通了。陶瓷鉴定界至今还无人盖过他。我的鉴定方面的知识就是从他那里学来，我非常感谢他的教诲和指导。还有像朱家?先生和郑珉中先生，其实学问都很大，但都十分谦逊。也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其实，坐不住冷板凳就做不出学问。同时，我认为做学问是次要的，做人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从学术研究角度讲，故宫的宫廷史及文物鉴定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影响很大。就古陶瓷鉴定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孙瀛洲先生算是一个顶尖级的代表人物。
故宫以往的学术研究与外界交流欠缺，现在有所改观。我个人的感觉是，在研究方法和多学科横向联系的问题上有待改进。应尽可能地与有名望大学里的研究相结合，取长补短。事实上，目前有一些年轻同志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基础问题还没解决，比如科研论文怎么写，怎样搜集资料、提出论点、进行论证等等。
另外，应将传统鉴定手法与高科技仪器鉴定结合起来，两者各有优劣，目前还不存在谁淘汰谁的问题。比如古陶瓷鉴定，个别仿品技术高超，会出现对其真假不好判断的情形，尽管这种情形只有千分之几或万分之几。这时就需要某些高科技手段的介入，来辅助传统的鉴定手法。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就是将两者结合的产物。故宫博物院为古陶瓷研究中心投资1700万元购买高科技仪器，加上人才的投入，以及大量可靠文物。这一切都会对整个古陶瓷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周苏琴（古建部副主任）：
我初到故宫是搞古建修缮的，现在从事古建筑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与于倬云先生在一起工作，做了11年的学生和助手。
我觉得作为故宫的学人首先要爱故宫。于先生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参加了故宫保护工作，50年代初因故宫大修调到故宫博物院，投身于古建保护半个多世纪。
于先生不爱说话，凡事从不轻易表态，有人说他谨小慎微，实际上谦虚而严谨。对古建筑修缮技高一筹，让人折服。他对人非常宽厚，对学生的成长十分尽心。在解决澄瑞亭建筑形制形成的时间和体元殿建成时间的研究中，于先生在法式上给予了我更多的指导和帮助。我把在现场做的实地调查记录以及寻找到蛛丝马迹，提供给先生，共同判断分析。同时结合文献档案的记载，搞清楚了上述两处多年来解决不了的问题。研究需要实地去考察，不是凭空想的，同时老师指点也是很重要的。不断扩大知识面，逐渐独立承担。于倬云先生的为人和敬业精神都值得我学习，是我的恩师。故宫的老先生学问十分渊博，都是让人敬佩的。他们对年轻人学术上的问题有求必应，真正是传道授业解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研究室宫廷组工作过二年，万依先生当时是组长，他手把手的带着我从查档案开始，教我怎样做学问，鼓励我走上了专业道路。记得他说，写论文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资料凑齐了再一归纳整理就成了。我一直这样做。想，就是思考；凑，就是收集资料。一篇篇论文就是在经过想和凑的过程后发表的。
故宫今天的成就是靠故宫人一代代努力奋斗过来的。我要感谢故宫博物院对我的培养，还要在文物保护事业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罗文华（宫廷部）
我于1989年进入故宫工作，分在保管部的宫廷组。当时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作为刚从大学毕业的考古专业的学生，怎样尽快融入故宫的学术研究中去。
适逢研究室的万依、王树卿、徐启宪、刘璐等先生正在发起并推动清代宫廷史研究，代表了故宫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这些先生倡导的研究思路以及他们的身体力行，对我而言，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宫廷史的研究是史与物紧密结合的研究，即将历史与文物结合，将器物放在历史环境中加以研究，而不是纯历史研究或纯器物研究。
此后，又有朱诚如先生特别强调对于宫廷制度的研究。他认为故宫的建筑、内部陈设、仪仗、服饰以及祭祀等等展示的是皇权的制度，宫中的一切活动均是在礼制范围内进行的。对于宫廷制度的研究是宫廷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我们后来对于宫廷宗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两个思路开展的。
由于清代宫廷中藏传佛教影响最大，其佛堂、法物保存也最多，近年来，我们对于宫廷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传佛教上。
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真正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是1989年以后，始于王家鹏的一篇论文《雨花阁探源》和1991年的清宫藏传佛教文物展。现在回过头看，可能会觉得不够完善，但作为起步，毕竟故宫内部的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开始为社会所知，其意义不应忽视。
郭福祥（宫廷部）：
我来故宫十几年，许多老专家都给过我很大帮助。例如朱家?先生，那时我常常有一些在清史甚至美术方面不明白的地方，有的甚至是很常识性的问题，但只要我去请教，他肯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记得搞帝后宝玺时，不管查档案，选东西，只要碰到难题，我都去找朱先生，他真的起了顾问作用。他为故宫的人才培养做了很大贡献。作为小字辈，故宫受他指点过的不在少数。作为一个知名专家，朱先生不仅自己搞学问，而且总把故宫的事情放在心上。比如搞原状陈列，大家都知道那是很耗时费力的事，但朱先生仍是每求必应。
再例如单士元先生。我进故宫时，他已不在岗，却仍坚持每天上班，拄着拐棍，在故宫里到处转，经常像拉家常一样与施工者交谈了解情况。他不仅对古建研究精深，而且对故宫有着深厚的感情。我觉得这种感情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故宫老先生都是这样。无论作学问作人都是我们的楷模。
故宫学术研究方面，老一代学人做得很好，他们之后相对断档。我觉得，还是应该以故宫收藏的东西为基础，结合文献作深入挖掘和专题研究。不是简单地就物论物，而是以其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材料，对明清宫廷历史甚至人的与生存状态进行研究。这其实是还原历史的工作。全方位、立体反映过去宫廷的面貌，恐怕应是我们宫史研究的方向。
另外，对故宫学科的建设应有整体考虑。比如故宫作为博物馆，理应有专人对博物馆学进行研究。就博物馆的陈列来讲，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如何搞，这都有赖于博物馆学的基本素养，我们在这方面是欠缺的。
作为故宫人，我们应该有危机意识。既要保持过去的优势，又有新的开拓，从这一点上说，人才培养真的很重要。同时要加强故宫与外边的对话。如果只是埋头搞自己的研究，与外界阻隔，会非常自闭。不了解别人就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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