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以下简称《紫》）：什么是故宫的学术成果？
李文儒（以下简称李）：故宫的学
《紫》：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的学术沿革是什么？
李：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的李煜瀛曾明确提出“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当时已经成为全社会文化思想与新学科研究重镇的北京大学及所属学者，在故宫博物院业务建设上出力最大。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的有蒋梦麟、陈垣、沈兼士、俞同奎，被聘为顾问及后来聘为特约专门委员的有马衡、袁同礼、徐鸿宝、李宗侗、徐炳昶、黄文弼、顾颉刚、吴瀛、朱文均、福开森、陈汉第、唐兰、余嘉锡、赵万里、马裕藻等人。参与初创工作后来成为重要职员的不少是北大教授或刚毕业的学生。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任文献馆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
后来在故宫博物院成长起来的知名学者有罗福颐、沈士远、孙瀛洲、陈万里、冯先铭、单士元、刘九庵、朱家?、于倬云、徐邦达、耿宝昌等。近几十年来，随着故宫博物院业务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学术研究更趋活跃。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学会、清代宫廷史学会、中国玉文化学会或依托故宫、或以故宫专家学者为主，广泛开展学术活动，故宫博物院新一代学术群体正在迅速生成。
与故宫文化内涵博大、故宫研究学人汇集相应，故宫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学问深广，成果丰富。研究领域及成果涉及政体、典制、礼仪、典籍、档案、建筑、珍藏等。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均包括在内。水平最高、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历史遗存决定了故宫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故宫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学术开放。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的组织及活动就充分体现出开放性、社会性的特点，而且集中和吸引了一流的专家和学者。初创阶段的工作较多用力于清点、整理藏品，并努力克服条件简陋的困难，及时向社会公布，“绝对公开，供学界研究‘以学术为公器’”成为故宫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优良传统。在当时社会动荡的年代里，就陆续编辑出版了《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汇编了《筹办夷务始末》、《清代文字狱档》、《故宫所藏殿版书目》、《故宫方志目》、《天禄琳琅丛书》、《故宫书画集》等。影响最大的是1929年10月10日创办的《故宫周刊》，连续出版了510期。该刊图文并重，介绍院藏各类文物及古建筑，文字部分有专著、考据、史料、笔记、校勘、目录等。清点文物及时向社会公布，多种档案文献尽量面向公众，迅速交流研究成果的传统学风在故宫不断发扬光大。事实说明，故宫研究只有立足故宫，树立开放的理念与心态，吸引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加强与海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专家学者的合作交流，才能推进故宫研究的不断深入、创新与发展。
《紫》：目前故宫学术成果的表达方式或曰存在方式？
李：包括文化整理、史料钩沉、学术论文与专著。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接着又创办以展示中国宫廷历史文化艺术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艺术类杂志《紫禁城》，建立紫禁城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合办《明清论丛》，迎接故宫博物院80周年之际又创办了《故宫学刊》，故宫博物院的刊物和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故宫文化艺术成果的发布、积累、传播、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故宫的学人专著方面，老一代的以故宫学术文库为主；紫禁书系则集中地体现了中青年学人的专题专论。唐兰的文字学，马衡的金石学，研究对象虽不囿于故宫，但也并非没有联系。书画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邦达先生的中国古书画研究。建筑类有于倬云的《宫殿建筑论文集》。陶瓷类有耿宝昌的《明清瓷器鉴定》和《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李辉炳的《中国瓷器鉴定基础》。玉器类有杨伯达的《古玉史论》等。藏品类属整理性成果，多以图录的形式出现，比较突出的、成系统、成规模的是《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60卷）。历史典藏方面成体系、大规模的是朱诚如主编的《清朝通史》和《清史图典》。
《紫》：对以往故宫学术研究的评估和对未来的展望如何？
李：从藏品入手，以藏品研究为主是博物馆研究的一个共同特色，也是故宫博物院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学术研究表现出很明显的以物为主、基础性、个人性的特征。当然也有一个发展层面的问题。比如某种物从个别的到类别的到整体的到纵向发展、横向比较的研究。也可以说有一个从个人自发到个人自觉的学术研究阶段。
从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具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性非常突出的博物馆来讲，从大学术研究概念来讲，对宫廷文化、宫廷艺术的研究需要具有学术上的整体性、体系性、系列性。即要从个人的自发自觉向整体的自发自觉发展。这是个努力的目标。要向这个目标进发，要提出一个响亮的学术口号，要举起一面鲜明的在学术界高高飘扬的学术旗帜，要有一个明确的学术概念、一个切实的学术发展规划，以及一个行之有效的科研项目课题制度、一个及时发布和传播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一个开放而富有创见的人才培养方向，当然还要有一个严谨活跃的学术氛围。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从个人发展到整体齐头并进的转变过程。
郑欣淼院长倡导的“故宫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上述要求的一个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紫》：“故宫学”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
李：“故宫学”作为整合故宫学术研究的指导性理念和一个学术概念，给了故宫学术研究一个明确的定位。应当也能够起到规划故宫的学术前景，推进学术研究的作用。
它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21世纪故宫博物院的学术担当或者叫学术使命、学术责任是什么？学术成果是什么？学术人才应是什么样的？这些均由故宫内涵的广博、丰富、厚重、深远及其特殊性决定的。其内涵就是中国古代宫廷文化和艺术。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已有585年历史。中国古代宫廷文化艺术可上溯到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称帝，而明清两代就占了封建历史长河的四分之一段。如果再上溯3000年就是有纪年的商王称王，从中国古代宫廷文化艺术的滥觞期算起，明清两代占了六分之一段。并且，作为最后的封建王朝，与以前王朝文化艺术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仅从时间概念上提出问题，就会直接感受到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有了纵向的时间点，而后再与朝代帝王的历史横向联系起来，故宫的学术研究就有了一个历史的坐标。
因这坐标，故宫学术研究的指导理念就应当建立在中国大文化、大历史背景之下，乃至人类文化、世界文化之大背景下。
《紫》：故宫学术研究应有怎样的视野？
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宫廷在一般情况下起着主导作用，它包含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比如，从执政的层面说，我们知道皇宫作为行政中心，一切可以翻云覆雨、操控社会命运的指令都发自这里。从学科的角度看，它是执政学，集中表现在整体的机制和礼仪上。包括内政外交。其中内政方面还包括区域、民族、宗教。从建筑留存说，它是中国古代宫廷文化最外在的标志。紫禁城建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建筑科学技术、建筑工艺、建筑艺术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应该是对宫廷建筑思想的研究和阐释。从最新的考古发现知道，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可追至夏王朝。如果以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皇宫建筑作参照的话，故宫建筑的研究无疑有了一个更深广的视界。从藏品来讲，应有同样要求。
相应于对学术人才的要求，表现在学养基础、学术背景、学术眼光、学术方法等方面，力求扎实雄厚、深邃开阔。而且，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历史、建筑、艺术、文学、文字、美学、美术、科技等等。对学术成果的要求，要宏观和微观、阶段性与延续性、局部性与整体性相结合。学术方法既有多样性又有创新性。比如将历史学与器物学相联系，就是一种纵向深入与横向拓展的结合。
理想状况下故宫的学术研究应当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的位置。应当产生：中国宫廷史、艺术史（明清宫廷史、艺术史），中国宫廷绘画史、中国宫廷陶瓷史、中国宫廷家具史、中国宫廷工艺史、中国宫廷书法史、中国宫殿建筑史、中国宫廷宗教史等诸如此类的学术成果。其范围是由明清宫廷文化艺术到整个宫廷文化艺术的。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历史研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昔日的皇宫变成今日的博物院，不止包容了重大的历史内容，更具有由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化的意义。对文化历史而言，应具有清醒自觉的反省意识与批判精神。应有科学的审美观，当代人的研究应有的自主意识、自觉性。一个明白的事实是，从整体说，封建制度是被后来的社会制度否定的，那么如何对待漫长的封建制度所制约和影响下的历史、经济、文化，不能没有当代人应有的文化理性。何况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枢。
我们所作的研究是处在中国重大历史转型期的回望。处理好科学的传承观是最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地方。这种思考应渗透在故宫学术研究的所有领域里。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描述：15世纪到19世纪的紫禁城――20世纪的故宫博物院――21世纪的“故宫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线性过程。阶段性的时间与空间表述包含了所有的内容――用时代的眼光回顾以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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