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型论的观点，小说里的故事最终可以简约为十来个原型或模型，但我们在读小说时却不似理论家所断言的那么单调那么如出一辙，我想天底下的故事如果真的只有十来个原型，而我们读小说从来也不会感到腻味，这应该得益于小说家讲述故事的能力，同样的故事原型在小说家的笔下千变万化。所以衡量一个小说的好坏，不仅
在美学的这条轨道上，也许可以谈谈姚鄂梅的小说。倒不是说她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如何出类拔萃，恰恰相反，这正是她应该刻意追求的方向。她处在创作旺盛期，今年我就读到她的一个长篇、四五个中短篇，有时候我觉得她总是在讲故事阶段停滞不前，缺少那么一点神灵的点化；但她在小说中不时表达的一个关于美学至上的主题吸引了我。比方说她的长篇小说《比天还要高》（载《当代》第4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当代物欲社会中的乌托邦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位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诗歌带给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甚至为了逃避世俗的烦恼，跑到新疆边地，在一个叫陶乐的荒野建造起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她描述三位年轻人如何怀揣着诗歌而有滋有味地餐风露宿，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困，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又是多么富有。当然可想而知，年轻人设想的世外桃源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陶乐最终成为了一片荒地，康赛则被找上门来的母亲押回了老家，成了一名循规蹈矩的职员。姚鄂梅以相似的故事原型编出了另外一个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载《钟山》第4期），但这篇小说没有了《比天还要高》中的乌托邦精神，而是完全回到现实世界，揭示了文学在现实中的尴尬和悲凉的境遇。但杨青春这个痴情于文学的乡下人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文学就像是一身铠甲，护卫杨青春的精神不受伤害，但这身无形的铠甲却无法护卫他的身体，无法阻止他的生活日益困顿、身体日益衰弱。虽然这两部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文学爱好者在现实中碰壁的故事，但作者始终是以一种对文学抱有神圣感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就像小说标题所表示的那样，作者姚鄂梅的心气确实比天还要高，尽管按故事逻辑的发展，她不得不安排作品的主人公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但文学在她内心里有着神圣般的地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把她看作是行进在美学至上的轨道的。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在世俗力量无比强大的今天绝对是很需要的，因为文学的软弱无力也与我们自己作践文学有关，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几乎就成了一种泄欲的工具，毫无美学可言，更不要说美学至上了。姚鄂梅在小说中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没有贫瘠的年代，只有贫瘠的诗人。”因此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既是在祭奠逝去的文学辉煌，也是对文学堕落的批判。
在历史的这条轨道上，我愿意以韩少功近期的中篇小说《报告政府》（载《当代》第4期）为例。这篇小说实际上就解答了历史轨道的含义。所谓历史轨道，是指小说家对客观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描绘遵循着历史的理性逻辑，一般来说，这类小说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过去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得越真实就越是现实主义，所以导致小说的写实性越来越形而下，越来越低俗无聊，越来越缺乏精神的烛照。这类小说其实算不上合格的现实主义，合格的现实主义应该体现着理性精神和理想精神两大原则，也只有体现了这两大原则，小说才能沿着历史轨道向着精神层面滑行。《报告政府》把我们带到了监狱里面，主人公因为卷入一桩诈骗案中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带出了一连串犯人与犯人、犯人与狱警以及狱警与狱警之间的故事。监狱里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它是暴力、犯罪、欲望等聚集的场所，借此能痛快地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人性的善恶。韩少功在小说中不仅是揭露和展示，从他对情节和人物的精神组织安排中可以体会到他的理性分析和对社会理想的呼唤。向本贵的《赌局》（载《中国作家》第9期）也是一篇充满严肃理性思考的写实性作品。小说写的是芭茅乡的领导们想方设法通过抓赌博弄一笔去打点县委张书记的钱，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闻所未闻的一面：普遍化的民间赌博、禁赌成为乡镇增加收入的方式以及基层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漫画化的故事，但作者即使在遇到荒诞、嘲弄的细节时也处理得十分凝重，因而我们在阅读时哪怕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好玩，也不会以亵渎的心情一笑带过。我们会认同作者在叙述中表现出的理性的沉重。这种理性的沉重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作者洞见到现实社会是由一环套一环的赌局构成，也许可怕的不是乡村明着“带彩”的赌局，而是藏在背后的隐性的政治化的制度化的大赌局。这样的小说是在历史轨道上滑行，因为作家并没有停留在真实的生活，而是要把历史现实放在理性的尺度下丈量。
作家不管从哪条轨道出发讲述故事，都应该把读者导引到精神层面，只有这样，小说才真正成为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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