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对于我国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和出版界来说，在促进思想解放方面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可以从会后外国文学界所发生的一些令
人关注的事得到印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与出版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一流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一批重要的名作家还出版了中文本全集或文集，西方现代派文学、流派作品、通俗小说、乃至时尚的网络亚文学等等，可谓引进传播得多而快；至于外国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的成就，更是此前无法比拟的。环顾这些巨大的变化，我总难免会想起27年前的一次学术会议――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正是这次会议，促使外国文学研究界许多人的思想解放，催生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出版事业春天的到来。
1978年11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当时全国正在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大家还记得，“文革”期间，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出版全面停止，好多年，除了有本越南的《南方来信》和朝鲜的歌剧《卖花姑娘》以外，几乎见不到其他外国文艺。为了应付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书店出现的书荒，文化部出版局只好采取各地协作的方式，赶印100种中外文学名著救急。由于长期受到极左思潮的禁锢，加上“四人帮”的严厉摧残，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无疑属于“重灾区”。在广州召开的这次会议，承载了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要求拨乱反正、重振信心的热切期盼，因此备受大家的重视，成为建国以来外国文学界与会人士最广泛的一次大聚会。著名外国文学学者，除了钱钟书以外，包括周扬、梅益、姜椿芳、冯至、叶水夫、陈冰夷、季羡林、戈宝权、王佐良、杨周翰等等全到会了。不仅人到得齐全，会议的思想更是活跃非凡，许多发言，敢想敢说，那些新鲜而分析透彻的见解，确实振聋发聩，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业界人士都认为，1978年的广州会议，对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和出版界，无疑起到了解放思想、促进繁荣的积极作用。
作为当年的与会者，会议给予我触动最大的，主要有这样三点：笫一，明确了拨乱反正主要是肃清极左流毒。这是周扬同志向会议所做报告中带给人们最重要的信息。那天，周扬从回顾历史经验教训的视角，历数“左”倾思想给文艺界造成的损害，并坦陈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演变，使听讲人深受感动。最令人震撼的是，周扬在讲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时，说：“文革中毛主席也有错误。”我记得很清楚，周扬说这句话时，全场鸦雀无声，因为那时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讲“毛主席有错误”。在场的绝大多数人，我估计都是第一次听到公开这样说，大家难免觉得突然、好奇、乃至会做各种猜测。但总的反应是，认同周扬报告的分析与判断。随后几天大小会发言之热烈，充分显示大家思想获得解放的那种兴奋。第二，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了新的评价。搞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都知道，以往一提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少不了要扣上“颓废”、“没落”、“腐朽”等帽子。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的学术报告，对此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列举材料，很有逻辑地指出，西方那些荒诞派戏剧，是西方社会动荡、矛盾重重、对前途失去希望这种被扭曲的心理在艺术上的反映，揭示了西方社会现实的矛盾，表达了人们渴求改变的期盼。他举出《等待戈多》为例，说该剧貌似荒诞，但寓意深刻，暗喻戈多对现实的失望，在等待着变革，等待着新的希望，因此，从认识作用来讲，这些作品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27年前就这样讲，可谓语出惊人。当时会下就有人讲，把西方现代派文学一棍子打死，既是极左，又是无知，柳鸣九这个案翻得好。第三，要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研究外国文学史。北京大学杨周翰教授在有关编写《欧洲文学史》的报告中讲到，过去我们的外国文学数材，受苏联观点的影响太深，涉及的各国文学史，多是照苏联学者的说法；在文艺研究领域，苏联普列汉诺夫那些“左”的影响还广泛存在，对这些，都要重新认识。他提出，研究外国文学史，要遵循历史唯物史观，要吸收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采用我们自己的观点。他讲的虽然只是编写文学史的事，但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却是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都有启发的。以上这三点，即使今天看来，依然很有指导意义，那么，能在27年前就提出来，当年它对人们的触动可想而知了。
这次会议，对于我国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和出版界来说，在促进思想解放方面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可以从会后外国文学界所发生的一些令人关注的事得到印证。
1979年，武汉《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南京《译林》创刊；全国第一个国别文学研究社团――“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在烟台成立。1980年，《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成立，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国家规划出版的“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要求加快出版进度；《当代美国文学》在山东大学创刊；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辑开始出版；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剧本在上海出版。1981年，美国“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上海出版，不久，过去只限内部发行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首次得以公开出版……这许多思想解放的硕果，不仅标志外国文学界复苏的开始，更显示伴随着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必然会使文艺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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