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批评赵景深翻译的“牛奶路”，是上一世纪30年代初的事，至今已有74年，本已进入历史，可是某些批评者对它的兴趣仍然不减，时不时地把它拿出来作为现实中“乱译万岁”的恶例加以嘲弄；而从他们的笔下看来，他们对它的来历若明若暗，甚至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另一方面，出现了若干为它作辩护的热心人士
那么，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呢？
基本的事实是在鲁迅批评它之前的一两年，赵景深已经抛弃了“牛奶路”，而把它修改为“天河”了。
诚然，在1927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赵译柴霍甫短篇小说集《悒郁》的《樊凯》篇中，有一个句子：“天上闪耀着光明的亮星，牛乳路很白，好像是礼拜日用雪擦过的一样……”，其中“牛乳路”的译文来自原书中的Milkyway一词（俄文的写法相同），但是不久之后，赵景深重新翻译这篇小说时，觉察到它的不妥，自行修改为“天河”，全句的文字变成了这样：“天上闪耀着明星，天河清晰得好像在假日扫去路上的残雪似的……”（见“柴霍甫短篇杰作集”第五册《孩子们》第81页，开明书店1930年5月31日出版）
赵景深是根据英文译本来翻译柴霍甫（即契诃夫）的小说的，现在已不可能知道是哪一种英译本。这里且利用汝龙先生的译文来核对一下，据说他是以康斯坦斯・加尼特夫人的英译本为底本，并按照作者的俄文版全集进行了校订的，应该可靠。汝龙的这一句译文如下：“整个天空布满快活得直眨眼睛的繁星，天河很清楚地现出来，看上去，仿佛人们为了过节拿雪把它洗过擦过似的……”（见《契诃夫小说选》上册第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
对照汝龙的译文，赵景深修改后的译文在字面上虽与它有不少差别，但意思是相近的；特别是“牛乳路”没有了，代之以“天河”，如果说原来的译文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么这个错误已经译者本人自动纠正了。
鲁迅先生于1931年12月发表《风马牛》一文批评赵景深的“牛奶路”，为什么避开他1930年5月出版前所作的修改这一事实，而抓住旧有的错误不放松呢？
看来只有两种解释，一是没有发现赵景深的修改；二是有错就批，无论他是否作了修改。
不过说“没有发现”，恐怕不能叫人心服，因为鲁、赵两人虽非知己，彼此并不隔膜。他们见过面，通过信，借过书，约过稿子。1930年4月19日，赵景深与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结婚，鲁迅还登门道贺，喝了喜酒。同年6月，赵景深由开明书店转到北新书局任总编辑，鲁迅有好几本书在北新出版，与李家接触频繁，不可能不通讯息；更何况赵景深成系列地翻译契诃夫的小说达8册之多，盛况空前，文坛上这样的一个大动作都没有引起鲁迅的注意，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明知“牛奶路”已被修改而仍然照批不误，它的背后必定别有隐情，而文人之间除了文字纠葛之外，还能有什么东西更容易使彼此结怨的呢？
事情还得从20年代中期说起。
1925年1月11日，鲁迅先生在《京报副刊》发表《咬文嚼字》之一，专论翻译外国人名时的用字问题，其中说：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华盖集》第7页）
这篇短文的矛头指向，现已不得而知，也许是针对赵景深吧，敏感的赵先生却自动对号入座，跳了起来，1928年10月，他在一篇题为《拜伦与婀迦丝朵的恋爱》的文章中反驳上述的观点，他说：“记得某名人曾反对以花草的字眼来译女人名字，这在女性中心说或是男女平等说的人看来，自然有他的充分理由，但我却处处为看不惯译文的人着想，在男女译名上加一点分别，也未始不是便利读者的事。”文中没有点鲁迅的名，却以不屑的口吻称之为“某名人”，还说什么看不惯译文，鲁迅读后耿耿于怀，但隐忍未发。
1931年3月，赵景深发表了一篇《论翻译》，继续发挥他的翻译外国人名的主张，重复申述他的做法，强调爱给外国人加上中国的姓，男女的译名就要加以区别，等等，为了加强气势，甚至富有挑战意味地把《百家姓》也搬了出来。他在文章中还声称：“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其害处当与误译相差无几。”他认为严复的“信、达、雅”的次序应调整为“达、信、雅”（见赵著《文艺论集》）。
这一回鲁迅不再沉默了，他指出赵的这番言论是在攻击“硬译”，于是同时发表了《几条“顺”的翻译》和《风马牛》二文加以反击，不过他手下留情，只送给对方一顶“梁实秋的徒弟”的礼帽，行文的语气也显得比较温和。他收集了赵景深误译的几个例子，拿出来示众，其目的只在于证明“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的赵景深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可为别人提供“谈助”，如此而已，没有料到它们历经74年一直成为笑柄。
现在鲁、赵二位均已成为历史人物，而关于“牛奶路”的一场笔墨官司，依然是热门的谈助；其中鲁迅先生所申述的某些论点，在挑剔者眼中，也似乎并非无懈可击。
Milkyway在《樊凯》中翻译为“牛乳路”是不恰当的，但不能说在任何场合都必须翻译成“天河”或者“神奶路”，有时就是要译为“牛奶路”，非如此不可，试举一例。《世界文学》杂志2001年第一期《两罐炼乳》（第30页）中有一段文字：
我睡着了……梦见谢斯达科夫那罐炼乳――一个大罐头，贴着一圈天蓝色的商标纸。……巨大罐头摔在地上，破成了一千块碎片，牛奶四处横溢，流出了一道波涛汹涌的“牛奶路”。我一伸手就轻而易举地摸着了天空，饱餐了一顿香甜的星星似的牛奶。
这里的Milkyway只能翻译成“牛奶路”，否则，无论是“天河”或者“神奶路”，都与上下文失去照应，整段描写意味全失，落得个弄巧成拙。
鲁迅先生在《风马牛》中评论说，“牛奶路”的译法“很像是”直译或硬译，但他不予承认，因为赵景深是大力鼓吹“顺”的，承认他的直译或者硬译并加以批评，岂不是阵脚大乱了？不过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的意志与事物的规律发生龃龉时，英明者总是顺着客观规律选择明智的出路的。鲁迅先生正是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他虽然嘲笑、奚落赵景深的“顺”，但他本人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深知译文是不能排斥“顺”的，因此有意无意中也泄露一点涉嫌赞同“顺”的言论，下面试举几例：
1929年6月21日致陈君涵信，他指出陈所翻译的契诃夫的剧本《蠢货》“直译之处还太多，因为剧本对话，究以流利为是”。
1929年9月，他在《小彼得》的译本序中说道：凡学习外国文学的，“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
1929年11月8日致孙用信，他称赞《勇敢的约翰》“译文极好，可以诵读”。
以上种种，恐怕不能说不代表鲁迅先生对于翻译的看法吧。
回顾历史，文学翻译中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这是通病，是痼疾，即使是名家也有失察或失手的时候，这方面的“谈助”何止一二。就拿现代文坛上的顶尖人物来说吧。例如郭沫若，据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的回忆，他翻译的《茵梦湖》，当年被人逐条指出十多处错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文也遭到批评。
又如茅盾本人，1922年，他在《小说月报》年终号介绍诗人雪莱的生平时，把“无神论”翻译成了“雅典主义”，成仿吾大加嘲笑，引起鲁迅的不满，甚至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把这件事上升为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攻击。
至于鲁迅先生，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1928年7月17日致钱君?信，他坦然承认《思想，山水，人物》书中的Sketchbook一词是翻译错了，读者“指责得很对”。1931年12月，瞿秋白发表文章批评《毁灭》序言的译文，提出9个地方需要加工，鲁迅先生毫不遮掩，在作答时再次把瞿的批评公之于众，表现了从善如流的高姿态。
当然，翻译者应当严肃认真，不能借口错误不可免而草率从事；另一方面，正如茅盾在回顾一生后所说的，对于自己的译作，应当相信“读者自会衡量轻重，辨明是非，不会因为错译了一个字就否定整篇文章，更不会因之否定我这个人”。（《我走过的道路》上册217页）这也许是我们从“牛奶路”的“谈助”中可以得到的教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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