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中国电影的光荣传统

《渔光曲》（1934）编导：蔡楚生　主要演员：王人美　韩兰根

《十字街头》（1937）编导：沈西苓　主要演员：白杨　赵丹

《洪湖赤卫队》（1961）导演：谢添等　主要演员：王玉珍

《英雄儿女》（1964）导演：武兆堤　主要演员：田方　周文彬　郭振清

《小花》（1979）导演：张铮　主要演员：陈冲　刘晓庆

《红高粱》（1987）导演：张艺谋　主要演员：巩丽

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以下简称记者）：先从这套书说起吧。您和陈景亮先生一同主编的《百年中国电影精选》，就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今年，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不少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书出版，《百年中国电影精选》与其他的书有什么不同呢？请您谈谈你们编辑这套书的缘起。

邹建文：编这套书，当然首先是因为今年恰逢中国电影百年，作为一名电影专业人士，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为中国电影百年做点事。陈景亮先生也和我有同感。他也是一位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十分热爱中国电影的专家，对中国电影史素有造诣。我们编这套书，使我们有机会走进中国电影的宝库，重温中国电影的光荣历史和伟大传统，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中国电影的未来。

我在多年的电影工作中深切感到，中国还缺少一部系统的电影作品集，逐年地把重要的影片和相关资料列举出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一部书，而这对我们研究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是非常重要的。《百年中国电影精选》就是最大限度地把这一百年的重要影片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以影片来串联起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我们特别加强了对每一部影片的背景点评和人物介绍两个部分，可以让读者在阅读时，通过一部影片，了解这部影片的产生背景，延伸下去，这一部部影片就构成了一部生动的中国电影史。这可以算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色了。

记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比绝大多数读者更早地读到了这套书的内容，它还兼有资料性和可读性。中国电影一百年，总共生产了多少部影片？

邹建文：仅就故事影片（含戏曲片）而言，大约有6800部左右。从如此浩瀚的影片库中遴选精品，无疑是一件十分巨大而又繁复的工作。我们商定了这样的选片原则：除了那些公认的经典影片外，尽量涵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特点、不同风格样式的代表性作品，如此计算下来已近千部。所选片目，以时间为线索，编辑为四卷，每卷分上下册，这四卷包括：早期中国电影、新中国电影、新时期中国电影、跨世纪的中国电影。另外，为了加强这套书的信息量，我们还编撰了百年中国电影大事记、百年中国电影总目录以及百年中国电影在国内外获奖目录。

记者：听说编撰这套丛书前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么长时间和中国电影“亲密接触”，您一定对电影感慨良多吧？

邹建文：回顾百年中国电影，可以说群星璀璨、佳作如林；从总体上说，中国电影一点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影大国的电影逊色。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这一百年来中国电影虽有沉浮，但仍创造了许多辉煌。在中国电影的萌芽时期，郑正秋、张石川等中国最早的电影导演，就拍出了《难夫难妻》、《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等多部既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使电影由最初的舶来品逐渐转变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方式。进入30年代、特别是在左翼电影出现以后，孙瑜、沈西苓、史东山、蔡楚生、夏衍、田汉、袁牧之、费穆、吴永刚等一批优秀电影人又拍出了《春蚕》、《渔光曲》、《神女》、《大路》、《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夜半歌声》等优秀影片。抗战胜利以后，一批知识界的精英人物进入电影界，曹禺、黄佐临、柯灵、沈浮、张骏祥等拍出了《小城之春》、《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电影作品。

记者：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建国以后，大概是1959年“十年大庆”那批献礼片，真是名片荟萃啊，像《青春之歌》、《林家铺子》、《林则徐》、《风暴》、《战火中的青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等。这些作品都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联系，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生活，体现出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

邹建文：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确是中国电影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这种传统在1949年以后的电影作品里更加凸显。新中国的第一代导演水华、崔嵬、成荫、凌子风、谢晋、谢铁骊等导演的作品《白毛女》、《南征北战》、《董存瑞》、《红旗谱》、《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等都印证了这一点。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吴贻弓、丁荫楠、郑洞天、黄蜀芹、黄健中、滕文骥等导演拍摄的“反思电影”，诸如《神圣的使命》、《生活的颤音》、《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也都坚持了这一传统。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等在专注于这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同时，他们的影片《黄土地》、《红高粱》、《黑炮事件》等在电影表现的美学意义上又向纵深方向进行了新的开拓。

记者：记得早期的一位电影评论家说过“影戏为人生”，影戏可以“宣传文化、改善社会”，它可以“传达一种感情于他人，而这种感情能令人幸福”。

邹建文：是的，按照一些电影理论家的说法，中国早期电影人和观众对电影的认识，是通过观看影片逐步认识的；而这种认识更多地是从感觉和体会中得出，它自始至终伴随着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作品的思想内容从来受到重视，接受这个传统的人，都会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直接影响作品的社会效果。所以，中国电影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贯穿着一种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精神。

记者：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否还表现在长期的电影评论和电影理论中？有种说法，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逐渐发展出社会派电影、人文派电影、浪漫派电影和商业派电影。但不论哪种流派、哪种风格的电影，其特色、主张都很充分地表现在相应的评论话语和理论建树中。

邹建文：我认为，这恰恰也是百年中国电影的另一个十分宝贵的传统。我们看到，每次电影高潮时期，都是电影创作者和评论者关系最为密切、水乳交融的时候。在电影之初，很多电影一线工作者本身就是评论家，比如郑正秋、侯曜，他们既是导演、编剧，又是杰出的评论家，他们用他们的理论指导着中国电影前进的轨迹。1932年，由“左翼”剧联领导的“影评人小组”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王尘无、石凌鹤、鲁思、唐纳等。他们利用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当时电影创作进行评论，肯定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支持并帮助电影艺术家的进步和转变。文革结束后，电影界思想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电影与戏剧、文学的关系，电影美学及本性、电影民族化等等这些电影的基本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和重新评估，同时许多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被引进中国，形成了建国后从来没有过的学术探讨热潮，理论界的活跃大大拓展了电影工作者的眼界，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创作者的创作。这个时期向观众介绍国产电影的杂志《大众电影》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980万份，当时该刊物搞的“十人影评小组”，请当时文化界比较知名的文艺评论家和影片创作者面对面交流，坦诚交换对影片的各自看法。只有在创作者和评论者的良性互动中，才会出现让观众喜爱的优秀电影作品。

记者：面对百年电影精品，您觉得我们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是什么？

邹建文：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当然很多，但我觉得梳理百年电影，任何一部能让人记住的电影，首先是都有一个好故事，凡是能流传下来的影片，往往都是故事有趣、情节曲折、有喜有悲、浅显明白。这就是说电影剧本的好坏对影片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据著名导演谢铁骊回忆，《早春二月》分镜头剧本共有474个镜头，而夏衍精心批改之处，竟高达143个镜头，如果再把涉及音响效果的批注算上，大约有160多个。事实上，作为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领导者，夏衍对于经他审看的电影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的修改，难以数计。正因为对剧本的严格把握，五、六十年代才出现了让我们难以忘记的《董存瑞》、《小兵张嘎》、《五朵金花》等一批经典影片。还有谢晋拍《芙蓉镇》的时候，请了许多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剧本讨论了好多次，不断地修改。有了好故事，也就有了一个个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也就造就了一代代人痴迷和回忆的电影明星。因为，正是他们将一个个虚拟的命运和情感故事，或者人生的梦想，以直观形态营造出来，从而连接了观众的个人体验。电影造就明星，明星使电影驰名，百年历史，时代不同，好电影诞生好明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论为什么拍电影，怎样拍，都要让观众喜欢，这就是说要懂得市场。中国第一部电影是戏曲片《定军山》，这看似偶然，实际上背后原因很简单，就是谭鑫培是当时的京剧名角，当之无愧的市场明星，观众喜欢看。从百年电影历程中我们看到，电影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时代变化了，观众的欣赏趣味也要发生变化，电影要适应变化口味的观众，也要随之变化。1928年张石川、郑正秋拍摄的影片《火烧红莲寺》，红遍中国，三年内连拍18集，万人空巷。30年代后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众多百姓处于颠沛流离状态，贴近平民生活、反映百姓疾苦的左翼进步电影，又赢得了观众的心。1934年蔡楚生拍摄的《渔光曲》连映84天。40年代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连映100天，观众达到7.12万人次。50年代建国之初，观众对战争都很熟悉而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因此反应战争题材和新生活的电影受到观众欢迎。80年代初关注农村生活的影片，对文革进行反思的影片以及娱乐性强的影片，90年代冯小刚的贺岁影片，都非常受观众欢迎。历史已经证明，电影必须首先尊重观众，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观众已经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对象了；如果创作者不考虑观众的需求，那么就没有理由去抱怨观众离开我们的电影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电影政策的逐步放开，电影的产业化和商品属性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进入电影的拍摄领域。在市场多元化的需求下，商业性的贺岁片和国产主旋律大片、明星电影、艺术电影和文化电影，以及先锋前卫的经验个体写作，各个代层、各种类型和风格的影片都出现在银幕之上，这就是当前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的五彩纷呈的银幕。

记者：这么多想法，都体现在这套书中了吗？

邹建文：还是让影片来说话吧。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以论代史”，对影片本身的分析很少。我们这次编这套书，希望对此做一个矫正，那就是以影片为主，“以片代史”。同时加强对每部影片的单片文本的分析，加大资料性和信息量，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因人力和馆藏有限，很多地方仍是不尽人意，疏漏与不足之处，还望多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