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贪官学历越来越高了，不过其中一些人学历的来历，倒也有值得考证之处。四月中旬，一篇名为《年轻高官高勇的堕落轨迹》的长篇报道在一些报纸上刊载与转载。这个具有博士、研究员和两个重点大学兼职教授头衔，35岁成为正厅级，被认为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年轻的正厅级官员的高勇，由于涉嫌受贿超过1100万元，其中9
根据报纸披露的材料，我给高勇从发迹到毁灭编了一个简单的《年谱》：
1965年8月1日出生。
1987年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分配到省计委。
1988年下派某县挂职锻炼，任县计委副主任、体改委主任。
1989年考入其读本科的某大学读在职硕士研究生。
1990年是否脱产学习不明。
199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上调省政府办公厅。
1992年应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1993年再次到他读本科、研究生的某大学读在职博士生。
1994年是否脱产学习不明。1995年就任四川省委正处级秘书。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7年应在省委当秘书。1998年出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 副厅级 。
1999年任中国证监会成都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副厅级）。
2000年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公室主任 正厅级 ，不满35岁。
2004年39岁零一日的高勇被检察机关带走，接着被捕。
《年谱》附录一 财产 ：
报道说：检察机关总计扣押高勇的财产和现金折合人民币2167万余元，在扣除高勇夫妇历年合法收入后，涉嫌受贿犯罪的余额为1114余万元，其中934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年谱》附录二 学术成果 ：
报道说：10余年间高勇在刊物上发表论文达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由此高勇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两所重点大学的兼职教授。
从《年谱》及附录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下列现象：
一，硕士研究生需要脱产读3年，读2年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在个别学校出现的。高勇怎么只读了2年（1989―1991）是因为特别优秀而提前获得硕士学位还是因为当时这个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只需要两年 这2年中他是脱产还是不脱产“读在职硕士研究生” 从1995年任正处级秘书来看，前几年在读硕士时有可能一边“读硕”，一边升官为副处级。确否待考。
二，1993～1996年高勇“读在职博士研究生”，由于1995年他被提拔为正处级秘书，可见没有脱产。在读期间如果下功夫于读书，则很难升官，而能升官则不知书又怎么读的。待考。
三，他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与学习过程中，怎么能出这么多学术成果 如果从1987年7月本科毕业到2004年8月2日被捕，17年间，他平均每年至少要发表18篇论文，要参编一部书籍，几乎每3年要出一部专著，要完成2项半课题。他哪来那么多时间 这些“学术成果”显然是他官运亨通的一大资本，但其学术价值、著作权的真实性究竟如何 待考。
四，这十几年间，高勇不但升官、发财一路顺风，而且学位、著述也是连连丰收，样样都不耽误。任何人只要有他的其中之一，比如35岁当上正厅级，或者积攒家财超过1000万 这还不算来历不明的近1000万 ，或者拿到博士学位并成为两所重点大学兼职教授，或者发表317篇论文和出版5部专著，都会令人羡慕不已。而高勇四喜临门，现在已经出任某大城市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晋升副省部级指日可待。要不是东窗事发，四大指标肯定还会迅速节节攀升。在这四大好处之中，很明显，做官是决定性要素。因为是官，所以才有公费 不脱产 读硕读博并轻轻松松拿到学位的机会，而且出书、发表文章也比别人容易得多。不少项目都有“项目经费”，大的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当官的往往“‘君子’动口不动手”，挂个“主编”或“副主编”的名，反正有下面的人去完成，一个项目拿个几万甚至几十万不算稀奇，来路明白，绝对是“合法收入”。所以发财是理所当然的。换了别人，作为一个公务员，谁有本事十几年积攒下1000万家产 是官位使高勇进入了“良性循环”，样样特大丰收。要不是他贪得无厌，若是老老实实守着那1000万好好过日子，所有这些都不会暴露，每年“光明正大”地进账百儿八十万不成问题。是否如此，待考。
五，高勇的“轨迹”暴露了我们在取得学位、学术评价和项目审批中的某些严重制度性缺陷。高勇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我们不难发现类似情形。由于追求官员的高学历，所以许多官员都是公费不脱产“读在职研究 博士 生”。他们一面忙于各种行政事务 光是应酬就够戗 ，有些还要经常出差，出国，有多少时间正经读书 人家是苦读三年才拿下学位，他们却样样轻而易举地都到了手。当官就容易得高学历，有了高学历就容易升官，于是高收入 不算贪污 与“学术”成果唾手可得。难怪人们常常惊讶，怎么这位从来没有发表过论著的官员，居然也成了硕导博导当起“某五项目”的主编来了！
《年谱》初考感言：官员读研、读博无可厚非，但是应当一律自费。原则上应当脱产，在读期间可以保留职务；不脱产者，应当延长攻读年限，以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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