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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青楼”里看到了什么

2005-11-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古人给风月场所想了一个美丽的词:青楼。关于爱情,关于性欲,关于道德,这几项可以说是文学最基本的主题之一,而这几个最基本的主题可能通过妓女这一特定的角色而聚合在一起,因此文学从来都对妓女给予特别的青睐,古人还专门将这样的文学命名为“青楼文学”。青楼似乎是古代文人除了庙堂、家庭、江湖以外必不可少

的寄托之所,少了青楼文学,传统的文学大概就少了很多的韵味。有人做过统计。《全唐诗》将近5万首中,有关妓女的达2000多首,约占1/20。自从新中国成立,彻底消灭了卖淫这一丑恶现象之后,青楼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文化土壤,但是,随着近些年某些地方的繁荣“娼盛”,妓女逐渐成为了当代小说中的重要角色。最近出版的《小说选刊》第10期,就有三篇小说都涉及到妓女和卖淫的生活,一篇是石钟山的《一唱三叹》,一篇是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一篇是乔叶的《解决》。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也足以说明作家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程度。

卖淫现象自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死灰复燃以来,至今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质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放眼今天城市的街景,在灯红酒绿、雕梁画栋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不可扼止的欲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楼是公开的,今天的青楼是变相的,也许就藏在那些装潢艳丽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发廊等等场所的里面。这种社会现实的顽强存在,就在一点点地腐蚀和瓦解社会的道德精神世界。新青楼文学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楼文学是一份及时的社会档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性交易现象。这也正是今天的新青楼文学与传统的青楼文学的最大的不同所在。有人概括传统的青楼文学是一种诗化的青楼、浪漫的青楼。但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青楼不再是诗化的场所,作家们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反映社会的“青楼”现象。

而对这种现象的揭露,比较集中在经济根源的追究上。季栋梁的一个短篇小说《燃烧的红裙子》(载《时代文学》2005年2期)可以说是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的地步。红喜是一名农村姑娘,村里干旱没收成,就跟着大伙到城里去打工。她在城里做上了妓女,卖淫时被公安抓住,遣送回农村。最后红喜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一头栽进水窑里淹死。一直愤怒对待女儿的父亲终于放声大哭。但他哭的不是女儿的死去,而是女儿临死还把家里的一窑水给糟蹋了。在父亲的眼里,女儿的生命还不及一窑水值得心疼。作者并非要谴责绝情的父亲,虽然从现代性的观念来衡量,这样的父亲太缺乏人性,但事实上在人的生存还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讲人性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因为这是一个干旱得都要冒火的地方,一窑水将维系一家人一年的生活。作者正是要借此诘问那些为人性解放开空头支票的启蒙主义。

作家通过青楼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这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也由此形成了一些简单拙劣的故事模式,比方写青楼对爱情的弑伐,本来是恩爱夫妻,因为男人或当官或做生意与青楼发生了关系,结局则是夫妻反目;本来一个单纯诚实的年轻人,因为商业化的追逐使欲望膨胀,沉湎到青楼女子的声色犬马之中,葬送了原初珍贵的爱情……一旦这样的故事被模式化后,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作者的批判本意也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雪漠的一个短篇小说《美丽》(载《上海文学》2005年9期)也写到青楼对爱情的弑伐,却是一点也没有模式化的痕迹。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新婚的农村青年,但新郎灵官没想到妻子月儿竟然患着梅毒。他们俩小时候就在一个学校上学,相互就萌动着爱情的种子,但月儿也像大多数的农村姑娘一样总想跳出农门,后来月儿到她爹开的卡厅里管收钱,但“卡厅里的淫荡空气腌软了心中的防线”,她抵御不了勾引,委身于一个来卡厅的老板,就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梅毒不仅仅一点点地吞噬月儿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吞噬她对爱情的祈盼,最后她在沙漠中自焚。按陈思和的理解,作者笔下的梅毒“象征现代都市中靡烂与繁华同体孪生的文化,是如何给淳朴的农村女孩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月儿在风月场上患上梅毒才惊醒过来,她想回到从前的生活,想悄悄治好病,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婚。小说重点写到灵官及其父母在得知真相后的态度和心理。在他们的态度中交织着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绝对拒斥青楼现象,所以他们恨月儿;另一方面亲情伦理使他们不得不把月儿当作妻子、媳妇来救治。这一切更唤起月儿对美好爱情的祈盼。但尽管心头的爱情火焰越来越炽烈,现实中的爱情却被一个正在溃烂的身体所阻隔。月儿最后选择了自焚,就是不想看到自己的身体彻底溃烂,她不想毁掉她留在爱人心中的美丽。作者大概是把主要的寓意都托予自焚的情节了,也就是说,青楼对女人的伤害是无可救治的,哪怕这个女子还心存美好的愿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现代化的矛盾往往集中体现为城乡冲突,所以在新青楼文学中经常会以城乡冲突作为构思的基础,在这种构思中,青楼女子就代表了乡村,她在城市遭遇到的屈辱和蹂躏,也体现了城乡冲突中乡村文化的被动位置。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载《北京文学》2005年8期)通过乡村女孩米粒儿对城市的向往、满足、失望、仇恨的一步步的变化,反映出在城乡冲突中,城市的欲望至上是如何恶性地利用和糟践纯朴的乡村资源的。米粒儿满怀感激和爱意去答谢城市和城市的男人,却没想到这样就天真地钻进了男人为她设置的圈套里,成为了风月场上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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