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萧乾在伦敦的英国广播电台广播
2005年（甚至自去年岁末以来），是这位新闻界、文史界、翻译界前辈萧乾遗著广为出版的年份：先后有太白出版社的《萧乾译文全集》和萧
另据了解，明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将推出六卷本的《萧乾全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生前所期盼的《活的中国》一书，内中也凝结着萧乾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又一个记者节来临的时候，作为一名长期在新闻领域服务的工作者，笔者格外地缅怀那些曾经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立下不朽功勋的新闻界前辈。这其中，数萧乾先生在二战欧洲的新闻生涯尤为丰富多彩……
他踏进了烽烟四起的欧洲大地
1939年9月1日。人类历史上一个惨重的黑色日子。
就在这一天，战争魔首希特勒悍然下令大举进攻波兰，随后，忍无可忍的英、法政府向法西斯德国宣战，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正式全面爆发。
也就在这一天，萧乾从香港启程，乘坐法国阿米拉斯号航轮前往英国，开始了长达7年的讲学、深造和战时、战地记者的多色彩生活。
动身前，萧乾刚刚从被称为中国战时生命之路的滇缅公路回到香港。正是得益于滇缅公路深入采访的3个月经历，使他日后在英国受到了不同凡响的欢迎。
在这期间，他收到了发自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函，他被聘为该学院中文系的讲师。但去该学院任教，条件十分苛刻，年薪（而且是税前）仅为250英镑，且只签一年合同。此外，旅费还须自备。就在萧乾左右为难的当口，具有远见卓识的香港《大公报》社长胡霖把他找了去。胡霖快人快语地吩咐道：“马上回他们一信，接下聘书。至于旅费，报馆可以替你垫上，靠你那管笔来还嘛！”
胡霖社长还精辟地给他一一分析道：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如今又进占了捷克。这小子胃口大着呐！他这么一点一点地蚕食，列强安能眼睁睁地望着？大战注定是非打起来不可的了。从我们干新闻的这一行来说，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我就是想出钱派个记者过去，英国也未必肯让入境。如今，他们请上门来了，你还二乎什么？我马上通知会计科给你买船票，叫庶务科给你办护照！
不出几天，在胡霖社长快节奏的操持下，社里很快为萧乾办好了赴英任教的一切手续。期间，胡霖为萧乾准备的几十英镑生活费，以及过境用的法郎遭小偷光顾，胡霖知道后，二话未说，又立马为他补发了一份。在过去了几十年之后，人到晚年的萧乾先生每每谈及当年发生的这一幕时，心中就会由衷地升腾起对老社长胡霖的深深感激之情。胡霖是一位罕见的伯乐，一位极富人情、远见卓识的伯乐。他在萧乾的成长史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
欧洲时局的发展，诚如萧乾在香港九龙登船前夕胡霖精辟分析的那样：英法再也无法容忍小个子希特勒咄咄逼人，永无止境的侵略扩张行径了。就在萧乾登船离开香港不几小时，曾经和希特勒眉来眼去，不惜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而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弟，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向德国宣了战（后来，法国沦陷后，达拉弟被希特勒囚禁在了达豪集中营内）。
老前辈萧乾，也因此“生当逢时”，自始至终经历了二战中的欧洲。
他因宣讲中国抗日和坚持正义赢得尊重
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萧乾教授着只有一、二个学生的中文课。在轻轻松松任教的同时，他有更多的时间观察着处于战争状态中的英国社会的众生相，一丝不苟地履行着《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职责。由于来英国之前，萧乾刚刚采访过滇缅公路，并在那里逗留了三月之久，而这条公路正是由英国援建的，其对处在战争中的中国又是如此之重要，因此他应邀在英伦三岛的多个城市现身说法，作有关这条中国战时生命之路的演讲，宣传中国军民英勇抵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事迹。萧乾还积极参加了英国人民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成立的公谊会和援华会的各项活动。1941年，公谊会组织了一支由40名英国青年组成的救护队，志愿前往中国从事医疗工作。在这支志愿救护队来华前夕，举办了为期3个多月的培训班。萧乾则负责教会他们日常用汉语，以及讲授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方面必要的相关知识。抵达中国后，这支医疗救护队一直活跃在大动脉滇缅线上，用鲜血、生命和宝贵的医疗急救技术，为保障战时中国的这条生命之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萧乾同公谊会成员的联系，一直维系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1940年初，也就是抵达英国不到半年的时间，应国际笔会伦敦中心秘书长欧鲁德的邀请，作为来自炮火连天的中国的一名作家和前沿记者，萧乾向英国的同行和听众作了题为《战时中国文艺》的精彩讲演。当着在座的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琪的面，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萧乾愤怒地谴责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推行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及当局对爱国学生、左翼作家、左翼文学运动反抗日本侵略的残酷镇压。演讲中，他介绍了去世不久的著名诗人、英国人民熟悉的最早高举反法西斯侵略大旗的抗日斗士王礼锡，以及由共产党员、著名左翼作家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等众多中国文化名人活跃在抗日救亡第一线的动人事迹。
萧乾的这次有血有肉有实质内容敢于抨击当局时弊的演讲，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演讲结束后，受当时在场听讲的国际笔会主席威尔斯的委托，欧鲁德热情地邀请萧乾加入国际笔会及伦敦中心。是先期加入国际笔会的中国作家之一，而且是因宣传中国作家抗战和反映同盟国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侵略战争业绩，并将它介绍给东方人民的中国记者的双重身份加入国际笔会的。这，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中国作家中，最早加入国际笔会的是一个名叫陈立三的诗人。
旅英6年，在紧张繁忙的讲学、深造、新闻采访中――而且这一切都置身于激烈的战争状态下，萧乾先后出版了5本专著。这5本专著都是介绍中国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国抗战文艺、中国战况、中国相关知识和近现代史。名叫《苦难时代的蚀刻》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几乎伦敦所有的报纸都为此发表了评论，赞扬“中国新文学充满了活力”。5本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因而曾一一再版过。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太平洋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由于正式参与了对日本法西斯的宣战，英国的宣传媒体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宣传力度。伦敦电影公司也邀请萧乾为他们创作了一部名为《中国人在英国》的影片。为此，电影公司专门为萧乾布置了一间类似萧乾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读研究生的书房，录下了由萧乾担纲的全部解说词。在那一段时间里，历史悠久的英国广播公司约请了一些常驻伦敦的同盟国记者，用各自国家的母语向本国听众播讲。其主要内容为欧战局分析与预测，以及英国所起的作用。约请的英国广播评论员是《纽约时报》的驻英记者，而中国方面则由《大公报》特派记者萧乾担纲。萧乾向重庆广播的日子是每星期二。电台的规定是：头一天由萧乾提供英译本内容，到了第二天播出时则用中文，作为萧乾个人对二战战局及战时英国的观察。播讲顺利地进行了好几个月，效果也挺不错。后来，发生了一档子双方对时评内容各不相让的事情，使时评播讲起了变化。一次，在时评稿中，萧乾谈到了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古老国家源远流长的友谊，对印度的独立运动明确地表示了同情的态度（时印度为英国托管）。按照约定，萧乾将事先译成英文的广播稿提前一天送至电台。但是没过多少时间，电台却派专人将此稿送还给了萧乾，内中还附了一封信，措辞委婉地要求萧乾把文中有关印度独立的那段内容删去，同时改用电台为他另行起草的一段内容。萧乾过目后认为：时评既是用他个人名义播的，那么，电台的这个做法就不太合情理了。思忖之下，萧乾也提笔写了一封回信，其大意是：如果英国政府就印度问题有所评论的话，他们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去发表，而他萧乾无意充当英国女王陛下的代言人。就在广播时间到来的前一个小时，萧乾坦然地将自己的这一立场通报给了英国广播公司。这样一来，左右为难的英国广播公司不得不临阵换枪，将本应由萧乾广播的内容改播了音乐。从此之后，英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述栏目，也就不再以盟国记者的名义播出，而是改由雇员播送公司审定的讲稿。然而，这并不影响广播公司同萧乾之间业已形成的友好合作关系。后来，该公司远东组组长乔治・奥维尔先生还充分发挥萧乾的另一特长，邀请他对美国及印度多次作有关文学范畴的专题广播。
在1940年伦敦遭受希特勒法西斯狂轰烂炸的那几个月间，萧乾常常不顾自身安危，冒着上千架德寇飞机轮番“饱和轰炸”的危险奔走于火线废墟中，及时地向中国人民报道同仇敌忾的英国军民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坚持生产、工作、生活的动人事迹。他几乎每周都要向重庆《大公报》提供一篇有关战时英国和欧洲战局的通讯，有的长篇通讯则需要好几天才能连载完毕。他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战时英国军民战斗、生活的独特窗口。有时，稿源枯乏的《中央日报》，也不得不从《大公报》那里“批发”一些萧乾发自伦敦的二战通讯。由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还高度赞扬了萧乾的敬业精神，以及二战通讯的独到之处。
在英国的6年间，作为勤奋、务实、诚信和自始至终对英国人民英勇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侵略暴行给予同情和声援的中国《大公报》特派记者，萧乾受到了英国政府首脑、媒体，以及与之有过往来的各阶层人士的尊重，这是国民党御用媒体的从业人员根本无法比拟的。
他成为二战欧洲战场的一名出色记者
1943年的岁末，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以王世杰、王云伍为首的中国友好访英团抵达伦敦。在这个访英团成员中，有4年前力挺萧乾赶赴英国任教的重庆《大公报》社长胡霖先生。这一回，浑身上下充溢着高度新闻职业敏感的胡霖，再一次力挺萧乾迈向激战中的欧洲战场。
具有非凡超人目光的胡霖，告诉眼前这位于一年前辞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职、而今正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撰写文学硕士论文的爱将说：现在墨索里尼完蛋了，纳粹在斯大林格勒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依我看，西线沉寂的日子将很快过去，盟军非反攻不可，而且是把希特勒夹在中间狠狠地打！
胡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萧乾道：从个人角度来说，你的机会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胡霖赶上了，这一回，轮到你了。……请你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好好地干一场吧！
随即，仿如4年前雷厉风行地任命他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那样，胡霖迅即正式任命萧乾为《大公报》特派员兼伦敦办事处主任。这是萧乾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褒奖”。
6个月后，果然如同胡霖社长预言的那样：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了，一场以彻底埋葬希特勒法西斯为总目标的西线大反攻全面开始了。
胡霖走后不久，完成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文学硕士毕业论文的萧乾，意气风发地开始了他的又一轮的战时记者生涯。通过代理商，他在著名的伦敦舰队街《曼彻斯特卫报》的大楼里找到了5间一套的办公室。同时还物色到了5位精明能干的助手：一位总管，另外四位分别负责打字、剪报和广告经营等。在其后运转的不到两年间，由于萧乾勤奋、出色的组织才干和外交办事能力，更由于他在这之前形成的良好口碑和对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所持的鲜明友好立场，办事处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厚回报：除去日常开支，他为《大公报》添置了好几辆奥斯汀小汽车和当时国内十分稀罕的一套彩印设备。《大公报》伦敦办事处还专门为留英华人华侨同胞、穿梭于全球各地的华人海员辟出了一间可以读到重庆报纸的阅览室，这也是伦敦当时惟一能迅快地读到中国报纸的公开场所。这是萧乾的独特之处，又一次彰显了萧乾与生俱来的平民情结。
与此同时，萧乾向英国新闻部呈递了附有重庆《大公报》证明书要求充任战地记者的申请。正是由于自1939年及抵英后，萧乾一直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更是由于他的勤奋多产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好评，曾经审阅过萧乾撰写的大量反映英国本土战时通讯的英国新闻部，异常迅捷地给他颁发了相应证件。在这份贴有萧乾本人照片和标明他所属的中国《大公报》名称的战地记者证上，颁证部门这样标注道：
此人如被俘，应按照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级待遇。
就这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身着盟军少校戎装的萧乾，开始了他追赶他所服务的美军第七军挺进希特勒法西斯巢穴的战地记者生涯（而国民党御用工具派驻欧洲战场的记者仅为上尉军衔）。
他是那个时代报道震撼世界大事件最多的中国记者
在美军第七军莱茵前线，萧乾意外地收到了司令部派遣专人送至的一封急电。电报要他火速赶返伦敦，接受另一个重大使命：前往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
给他拍发这封急电的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胡霖，胡霖也是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团成员之一。
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面对十几位国民党“中央社”大员得天独厚的垄断性优势，在胡霖的精心安排下，萧乾作为民营报纸《大公报》的记者，抢先一步向国内发出了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提出的关于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独家新闻。萧乾还有幸多次同代表团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同桌共餐――这是他后来毅然放弃在英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国报效的原动力之一。此后，他深入到美国各地采风，考察了举世闻名的田纳西河水利枢纽工程。
随后，“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中国14年抗战取得最终胜利，英国新当选的首相艾德礼，以及朝野各党领袖纷纷写信或致电萧乾在伦敦的办公室，通过《大公报》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敬。而《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等国民党御用工具却拔不着这个头筹。这是因为，由萧乾主持的《大公报》伦敦办事处，早已在英国朝野和广大民众中树立起了令《中央日报》等远所不能及的声望。萧乾个人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活跃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中国记者中，乃至大多数战地记者中，萧乾先生是时代的幸运儿，他肩上承担着更多的担子。因此，可以这么认为，他是惟一一位跟随美军挺进莱茵河，尔后中途折返英国乘船转赴美国旧金山报道联合国成立大会（1945年4月25日），并在美国各地采风的中国记者――此时，盟军在德国的战事已接近尾声；尔后，萧乾又飞返他为之生活、工作了6年之久的英国首都伦敦，报道令全世界人民大跌眼镜并最终导致功勋卓著的盟军实力派领袖丘吉尔下台的英国大选（1945年7月26日），以及戏剧性走马灯式地两任英国首相出席的波茨坦三巨头聚会（1945年7月17日―8月2日）；尔后，他长时间驻留已被盟军完全占领了的德国进行采访。之间，他还见缝插针进入西欧诸国深入采访，是所获独家新闻、报道战后各国包括战俘、吉普赛人在内各阶层人民生活最多的一位中国记者。之后，他还采访了纽伦堡国际大审判，并深入德国全境采访。
与此同时，就着采访波茨坦美、英、苏三巨头历史性聚会的空隙，素有平民情结的萧乾，首先想到的是6年欧战期间被迫滞留在德国境内的那些中国留学生，他们更需要祖国亲人的抚慰。之后，他将竭尽全力采访到的真实情况，匠心独具地向国内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有名有姓同胞的平安电讯。重庆《大公报》刊出后，很快接到了这些留德学生亲属的感谢电、函，以及广大读者的内心感观，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大公报》在国人心目中的亲和力。这是国民党御用新闻机构的大员们不曾想到的。为此，萧乾又一次受到了社长胡霖的褒奖。
他是一个儿不嫌母丑的炎黄子孙
1946年初，凭藉英国当局给予他的优先权，萧乾携着伦敦办事处为《大公报》挣下的丰硕家产，乘坐格林诺高号货轮，回归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归国不久，萧乾毅然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要他重返伦敦接替叶公超担任驻英使馆的文化专员的使命。他还不止一次拒绝为国民党大员陈诚讲解二战欧洲战局。他的心，已经同中国共产党即将完成的新中国大业连结在了一起。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组建不久并且有了爱情结晶的家庭肢解了……
1949年，国民党溃败大陆之际，对他有所器重的胡适博士力邀他赴美国“发展”；闻名全球的英国剑桥大学派专人盛邀他加盟，并为他专门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且为终身职位……但被他一次复一次拒绝，最终以他从香港北上北平告终。
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炎黄子孙。虽说后来有20多年的光景，他以及他的家庭遭受了极不公正的非人道待遇。但直到晚年，他仍心平如镜。他是一个儿不嫌母丑的人。一位值得我们尊崇的新闻界前辈。
上世纪40年代萧乾与《大公报》同仁摄于上海冠生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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