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大学毕业时，我一心想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没想到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到的时候，人事处的处长杨定远对我说，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你的工作是从编写小学教材做起。听了这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以为编写中小学教材很容易，觉得有点大材小用，委屈得当场泪花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我才逐
我在编辑室里最年轻，分在小学历史组，参加编写中国古代史部分。那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书稿的编写过程，是个反复推敲、反复核对十分严谨的过程。主任邱汉生抓中国古代史和小学组的业务，他对书稿要求很严，凡是我们交出的讨论稿，都要经过反复推敲，还要求写的稿子在史实上有史料依据，引用的原始资料也要核对原文。此外,邱汉生还要求交出的稿子，字迹要清晰。
教科书的编写要发挥集体的合力，这也是人教社一个好的传统，好的作风。记得我写第一篇课文《玄奘》时，室主任邱汉生、苏寿桐组织全室的人讨论，事先还将我写的稿子打印了分发给每个人。我当时很担心，怕被推翻，面子上过不去。结果，会上大家都用鼓励语调说这篇课文写的内容比较适当，也比较生动、浅显，但也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包括句子、用词、标点符号等等，让我学了不少编书的本领。那时一本教科书要讨论两三个月，从选材、结构到内容观点，都要逐字逐句讨论。这种讨论十分认真，一条史料、一个词、一个标点用的合适不合适，都要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青年编辑成长的过程。至今，历史室还继承了这一传统。
我初进历史室时，副主任苏寿桐先生告诉我，要想做一个好的编辑，不仅要学习如何编写教材，还要钻研历史专业，有了广博而又深入的历史专业知识，才能编写出经得起推敲、有新意的好教材。这与做教师一样，是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我也很快感受到历史室浓郁的学术氛围。许多同事既是编写教科书的骨干，又不时地在历史学界发表一些论文，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我后来能在编写教科书的同时，又在史学领域有所作为，与先辈的教导和历史室当年的学术氛围不无关系。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教科书，是人教社历来的传统。像我这样没在师范大学读书、实习的编辑人员，更需要到学校去调研、蹲点。“文革”前，我参加过3次调研。一次由当时的副总编叶立群带队去成都，在两所中小学蹲点，一蹲就是3个多月。而且调研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张，白天去学校听课，与老师、学生座谈，晚上去家访，回来还要整理调查材料，经常搞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3次调研对我很有教益，接触了师生，也了解了教学实际，还认识了社会。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只有历史专业知识，不了解教学实际情况，是编不好教科书的。这三次调研在我一生的编辑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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