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记》出版情况及其价值

2005-11-1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一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8月斯诺秘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

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中央号召下，大家纷纷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这里说的“洋人”就是斯诺。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很高，张爱萍写了18篇，童小鹏写了7篇。李一氓在巡视部队的旅途中，利用空余时间写了3万字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斯诺看到了其中一部分，还在左权那里看到了红一军团编辑的《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斯诺自述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他“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红军长征的故事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1937年7月，上海《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其中许多生动的情节来自《红军长征记》原稿，如讲述红军品尝茅台酒，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讲述红军在草地断粮，引自舒同的《芦花运粮》。文后附录了《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红军长征记》后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师”，安排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也看了部分《红军长征记》的原稿，改编成文章，交《逸经》杂志社长简又文发表。《西引记》在上海引起了轰动，随着斯诺的著作译本出版，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然而，《红军长征记》的出版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到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篇，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于1937年2月选定110篇，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了20份。后因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红军长征记》。它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总政治部的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内容包括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散失等原因，国内已极为罕见。

二

随着长征研究的深入，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史料、研究著作相当多。这部《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何在？

首先，它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亲历者写的《红军长征记》，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1942年版的编者说：“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例如，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博古等领导人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红军在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时，遭到前后的围追堵截，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行军边走边精简行李，夜晚休息又遭到敌人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队突围的情景，读来如同身临其境。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渡湘江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强渡湘江，终于摆脱了敌人。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记述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悲惨场面：“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的叫痛，是在可怜的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的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的志气，相反的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感受这些叙述，才会对长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第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记》的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与艰苦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今天，川西北的九寨沟、松潘草地以其秀丽的风光，成为旅游胜地。但是在当年红军的记录里，只字未提当地的风光，而只有饥饿、寒冷和艰难的行程。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战友。当他们及时将粮食运到时，大家激动万分。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而莫休自己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让马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入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

第三，《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童小鹏《禁忌的一天》讲述红军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历，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筑特色，以及藏族接受汉族文化的情况。尤其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布置要岘”的地方，正确的地名是“堡子崾?”。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偏远地区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第四，《红军长征记》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集。作者们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了红军三次强渡的战斗经过，既有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飞渡的场面，又有机智的毛连长潜伏一夜，出奇制胜的情节。如果不是亲临前线，不可能如此生动、细腻地描述战斗的全过程。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敌军在震撼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讲述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谈笑作乐，表现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作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