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写得一篇万把字的东西，题目叫做《难忘的人与事――冀东平原抗日根据地采访笔记》，因为不知道哪里需要这类文字，也就没有寄出去。
我并不是记者。1958年秋天，正是郑振铎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出国飞机遇难的那天，我们二十多人在老作家陈翔鹤和老党员夏森带领下，去昌黎县参
当时的采访有分工，具体到我，侧重在滦县至昌黎县铁路以北偏东边的地区，我是只身步行由这村到那村，一路打听一路采访。多亏当时的两本记录还幸存一本，从中知道自己采访过近百人，记下姓名的就有六七十人。其中职位最高的是曾克林将军（40年代任十二团团长），其余大多还留在家乡种田。他们都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如果还在世的话，最小的也近90岁了。
我采访的这片方圆百十里的地方，与全国敌占区相比，不过是巴掌大的一个小地界，可是就在这小片土地上，也有过两起大惨案。一起发生在1944年6月的大刘庄，日本鬼子以500多兵力和马队开进庄，把没来得及逃跑的妇女、幼儿和老人，统统杀死了，单是未满月的婴儿就摔死或用井水泼死15个，对12位老人、妇女，或从前身挑死，或用开水烫死，全身没了皮，再割去头。鬼子架起大锅，捉鸡杀猪，一天一夜糟了2300多只鸡、100多口猪，多数不是为吃，是为取乐。临撤时还把百姓家像样的东西全用驴拉走，缸里全拉上屎尿，放一把火。这些惨况是书记钱永财和一位80多岁的幸存者张殿义老人说的。另一起也在1944年，潘石峪大惨案，因为记在另一本笔记里，丢了，没了依据，不能说得具体。反正那天鬼子扫荡极为秘密神速，事前没一点迹象，潘石峪左近村庄群聚人口密集，没有一个跑的，鬼子就从四周围上来，悄无声息地进了村，百姓在马队追杀、大炮轰赶下，统统被逼进一个大坑，活埋上千人。这是日本鬼子在冀东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上世纪40年代初，冀东平原开始建党，在党的领导下，抗敌的主要武装力量有八区队、十二团、滦山游击队。有若干次著名的反扫荡战斗，被访者都记忆犹新。比如1944年初的仙景山战斗，我十二团一举歼灭了燕河营和冶部、横河松尾部；同年4月下旬，我十二团四连84名战士，以61杆枪、6个橹杆炮、6挺机枪、每人5个自制手榴弹的装备，迎战口外开来的三四千钢枪钢炮武装起来的日伪军和南边开来的大洋马队。在连长崔祥指挥下，坚持弹不虚发打了十三四个小时，直至弹尽粮绝才突围，总共击退敌军20多次进攻，打死600多日伪军，我军伤亡11人，三排副杨兴（欣）、二排长刘振远牺牲。战后军分区给予每人实报实销二斤肉的物资奖，中央也通令嘉奖。还有任庄遭遇战、后官地诱敌战、曹西庄战铁牛（坦克），还在桑家岭、红花浴、杨山、营山等地都打过胜仗，成为冀东军民不可磨灭的战绩。
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5个月的采访，我听到最多的是滦山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事，特别是队长高衡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他是个极富个性的英雄，原是八区队四连的连长，总盼天天有仗打，可是正规部队办不到，他便征得领导同意，带上十几个人到敌占区去拉起了游击队，从敌人手中夺武器装备起来，一年多就发展成能打大仗的队伍。我有幸见到当年的几位队员，有刘玉清、王立先、解文山、严子山、王发、瞎齐等，都已是人到中年了，老实木讷的神情，很难让我联想到他们曾浴血奋战、有过一段至今还为百姓念念不忘的光彩人生。只有当回忆起往日打鬼子时，他们的机智、聪明、刚毅，那种青年人特有的神态才露出来。他们回忆到若干具体事件，怎样与特务头子、与日本鬼子、伪满军、汉奸斗争，怎样截取鬼子军用列车，时间、地点、进展、曲折，高衡平时咋样儿、战时咋样儿，牺牲了哪个，就像说昨天刚发生的事，对日本鬼子的那种刻骨仇恨，也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有丝毫消减。高衡后来随曾克林入关了，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对高衡队长的眷恋和思念，让我非常感动。
他们还记挂着瞎齐。他是游击队中最为勇猛的战士，出生入死从不惜命，打胜了鬼子也打败了国民党，他却去劳改了。我问为啥。他们说还不是为了个女人。我到一座劳改石灰场去看瞎齐，当天没让见。晚上派我住在犯人与家属团聚的一间空屋子里，场领导给我一把手枪，说这里政治环境不好，夜里要警醒点，有事可以用。我说不会打枪，他说没子弹，放枕下，可吓唬人。第二天上午，瞎齐满身白灰走进来，右眼是敌人打成的一个黑洞，样子比留在家乡种田的那几位显得老，从始至终的谈话没有兴奋过，自己却并不沮丧，赞高衡、夸游击队的同志们言辞真诚，唯独不谈自己。我在心里为他伤感。我想，如果他后来的那位领导能像宋江爱护矮脚虎那样宽容，何至于让一个抗敌保国的英雄落到了强制烧石灰改造的地步。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我想起这一段采访的往事，想起那些知名与不知名为国捐躯的烈士，同时也想起早在1966年含冤离世的翔老和辞世已达十年的好友青林，我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将这些告知于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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