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二十世纪诗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版，“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之一《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水与土――夸西莫多诗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4月版《生活之恶――蒙塔莱诗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无限――莱奥帕尔迪诗选》，西安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数年前，我与诗人陈东东有过一段时间的密切来往。他是诗人，也是热心的文化传播者，他跟我说，是不是可以写一点关于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的文字，或许将来能充当一本书稿的一部分。
“书稿”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想都不敢想的概念，连现代诗歌的味道我都刚刚有所浅尝。蒙塔莱的《生活之恶》是本老书，因为价廉才偶然地被我纳入箧中，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朋友随口的一句“蒙塔莱非常好的”，让一个从不看诗、对拜伦雪莱毫无兴趣的人去接触诗与诗人，进而把“乌贼骨”这个意象置入他的内心。“你被摔打、冲击/像乌贼骨/在波涛的冲击下渐渐消融”（《海滩》）――在此之前，我以为在海滩的语境下，至多只有顽强的礁石或渺小的贝壳可以通过诗人之眼的过滤。这奇妙的乌贼骨，作为生命的遗骸它更加真实，更加具体，它的摔打和消融几令我感同身受。
若非这微不足道的契机，蒙塔莱之于我还得是个长久的符号，“隐逸派”在诗歌全面边缘化的当下，也只是个停留在概念层面上的谈资。事实上“隐逸派”是字面上比较简约通俗的一个诗派，翁加雷蒂尤其如此，蒙塔莱相对运思深邃，但选取的意象也经常是很生活化的。诗人去世后，怀念他的人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气质和生活习惯，他沉默，有着诗人式的懒散，他弹去烟灰时的手臂总是举到那一个固定的高度，以致经年累月，在肩膀上留下了淡淡一层灰痕。我在这次写作中发现了这些细节，不觉又打开吕同六先生给《生活之恶》所写的序言，仿佛读诗一样仔细品味。吕先生描述蒙塔莱的诗风时用过“低徊吟唱”一词，真是恰切无比：一个与作品完全一体的诗人的形象倏然树立起来。
2001年入夏时节，萨瓦多尔・夸西莫多的诗歌也有了一个漂亮的新译本――由于纸张的缘故，蒙塔莱是暗的、浑浊的，夸西莫多却富有光泽，仿佛西西里岛清丽的河山。翻开《水与土》，我又看到吕先生长长的序言《心灵与时代悲剧的闪照》，立刻明白了“隐逸派”三杰成为一体的缘故：夸西莫多与蒙塔莱、翁加雷蒂一样，在意大利遭受“时代悲剧”的时刻选择了相似的诗学路径：退入自然放声悲号，退入内心发出宗教式的祈祷。蒙塔莱说：“啊，蒙受创伤的春天终究是节日/倘使能埋葬这死亡的灾难！”（《希特勒的春天》）夸西莫多则说：“啊，亲爱的姑娘，/别忘却机枪子弹洞穿的墙头/殷红的天竺花。”（《信》）这些诗人都那么敏感而温和，用移情后的叹息取代冲上前沿的厉声控诉，看照片，他们布满愁绪的内向的眼神都与宽胖的体形相反相成。
很难估量这两本诗集带给我多大的影响。意大利的诗歌，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有《神曲》，小说几乎还停留在《十日谈》、《斯巴达克思》的阶段，论戏剧，买到那部皮兰德娄作品选《寻找自我》则是更晚的事情。但在此后，我的视野里就为隐逸派诗歌保留了一席之地，并直接沟通亚平宁的词与物――在那儿，夸西莫多的诗歌有着最广大的读者群，街心雕塑和喷泉之侧都有人在吟诵。这些诗篇并不以难度和技巧取胜，相反讲求直觉的明快，朗朗上口。如果说蒙塔莱选择的许多核心意象是作点龙睛之用的话，夸西莫多的诗篇就像水墨画一样潇洒、浪漫，似乎并无“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必要。又是吕先生的一句话点到了要害：“夸西莫多擅长把对内心世界的抒发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融合在一起，把感触最深的一刹那捕捉住……”
闪光的不只是诗人的名字；在两种语言的交汇处，总有一些镜子在小心地摆布，希求将作品完好地折到另一边。吕同六先生和他的搭档刘儒庭把诗人的名字打磨出光华，每读《关税员的小屋》、《生活之恶》、《柠檬》、《海滩》、《廷达里的风》，我愿意提醒自己要有所感恩。在诗歌中译领域，赵振江和张广森合译的聂鲁达长诗《漫歌》堪称经典之作，赵老师也曾向我说起，和张先生的合作是他翻译生涯中最心满意足的一次。这种“合璧”的愉悦令人向往；如果说诗歌必然是孤独的艺术，那么诗歌翻译工作更甚一筹的孤独还有可能与人分担，前提是有共同的热忱和相似的文字品位。
正如许多作家是从诗歌起步的，意大利文学进入我的阅读生活也是靠了两部诗集。这以后才有意大利20世纪文学丛书：在这个有着漂亮装帧的系列里，黄文捷老先生奉献了斯韦沃的《泽诺的意识》，那个碌碌无为的病人泽诺，在我看来又是意大利民族独特的产物，性情软弱颓废，动不动就心事重重。而索尔达蒂的《卡不里岛来信》恰到好处的温婉、忧伤，再一次勾起了我心中的“隐逸派”情结。翁加雷蒂的名作《我失去了一切》将忧伤推到了顶点：“我失去了童年的一切/我再也不能/用一声呼喊来忘却过去。……失望日甚一日/生活于我不过是/梗在喉管的/一块欲呐喊的岩石”。
这令人怵然心动的最后一句出自《意大利二十世纪诗歌》，依然是吕同六――也是这套丛书的主编――编译。
当年写完那篇蒙塔莱的小传，我忽然有一种很想倾诉的欲望。这位素来胸怀濒海的诗人不断地提醒我时间如海浪般淘漉的力量，提醒我生活本质上是在迫人忍耐的，忍耐寂寞、惆怅、眩晕――以及死亡，正仿佛一支狂想曲，阴惨惨，暗幽幽，远处是彤云低低，鸥燕声音喑哑地飞来飞去。他在《夏日正午的漫步》中写到似火骄阳下“嵌立着锋利的酒瓶碎片的高墙”，则直接切入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威胁、死亡的气息令人焦虑不安。后来我又读到贾科莫・莱奥帕尔迪诗选《无限》，在其中，吕先生收入了《无限》一诗的四个译本，那几行意大利式的抒情诗句铿铿地踏过心弦：
“我安坐在山冈/从篱笆上眺望无限的空间，/坠落超脱尘世的寂静/与无比深沉的安宁……”（吕同六译）
“我静坐眺望，仿佛置身于无限的空间，/周围是一片超乎尘世的岑寂，/以及无比深幽的安谧……”（钱鸿嘉译）“我坐着远望，/浮想联翩，/无穷无尽的宇宙，/万籁俱寂……”（王焕宝译）
“可是，当我在此静坐凝望，/我想象中显现了远方的/无限空间，呈现了超人间的/安宁，和无比深沉的寂静……”（飞白译）
蒙塔莱在海边踯躅，莱奥帕尔迪在山上，凭此世之无比伤怀畅想出世的无限安宁――非心地如此不能成为意大利的现代诗人吗？吕先生在《意大利二十世纪诗歌》中也选了其他人，邓南遮的词藻，马里内蒂的癫狂，读来俱不如隐逸派那样隽永；而这本《无限》――才72页的一册小书，其中点缀着一些精美的风景速写，以及诗人的宅第和手迹的照片――吕先生在短序里称莱氏为“咏叹痛苦的抒情诗人”，在我眼里与后来的隐逸派简直是息息相通的一体，那般细腻，又那样脱俗！我不禁揣想，一个沉浸于这几位意大利诗人的翻译家，他自己的气质又会是什么样的。
总有太多可敬的人，在你开始惦记“是不是该拜访一下”的时候仓促永诀。现在写这篇所谓回忆文章，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在回忆蒙塔莱、夸西莫多、翁加雷蒂、莱奥帕尔迪，还是从未能谋上一面的吕同六。在不经意之间，这些人已经不分彼此了：提到吕同六就会想到隐逸派，想起隐逸派就会提到吕同六。蒙塔莱说了：“人来到世上走这么一趟总得以某种方式具有一种意义”（《在我们的时代》）――不避一厢情愿地说，吕同六的意义就是撑起意大利文学引介的半壁江山――在隐逸派之外，还有莱奥帕尔迪、卡尔维诺、曼佐尼、特奥多尔・夏侠、皮兰德娄、莫拉维亚、达里奥・福……对这样的人，应该记得感恩。
一个受惠于翻译家的读者，最好的回报大概就是把他的译作多读几遍了。我选择了夸西莫多的《廷达里的风》：“廷达里，我知道/你是多么脉脉温情，/在巍峨、寥廓的山脉上/俯视娟秀的风神之岛……”在夸西莫多家乡的岛上，受“生活之恶”所迫向往“无限”的冲动融化进了山明水秀之间，但是命运迫使他的足迹远离故土，“远去了，迷蒙的烟雾里/悄然陪伴我的朋友们，/远去了，喧嚣的声浪/和纯真的柔情……”可以无数遍地念，无数遍地吟。诗人的血液、灵感、魂魄都在廷达里，护佑每一个专心陶冶其中的人。
吕先生逝世后的几天里，我的个人日志里有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留言缅怀，并说要继承前辈的意大利语文化传播事业，即使无法比肩他那样卓越的贡献。且借西西里的空气把这些唁辞送到逝者那里，顺便捎上我自己的感念：漂泊之后的诗人，终将重登故土的山峰，他看到“明媚的廷达里又显现在我眼帘；/……我佯装提心吊胆，/亲爱的朋友岂能理解/是怎样的风令我黯然神伤。”谨以此文缅怀吕同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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