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孤高的钱锺书先生接到译林出版社翻译英国现代派意识流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约稿，笑称：“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可是，1994年，文洁若与萧乾
“巴金：忏悔”与“萧乾：心债”是书中平行的两个部分，篇幅几乎相等。在文洁若眼里，两个作家的经历具有很多的相似性，都在11岁失去母亲，都在18岁离开家乡闯荡世界，在个人气质上，同样的多愁善感，怕黑，怕孤独，忧郁。巴金与萧乾几十年的交往，使得两个人的经历又有很多重合和互相影响。于是，这两个部分同时具有很强的互文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相对照阅读，最为适合。
作为萧乾的夫人，对于萧乾的爱情往事，文洁若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理性的旁观者。我以为，这一点非常难得。对于萧乾的恋爱，文洁若轻描淡写，“我听诉说往事，仿佛在看一场好莱坞电影。”但是，萧乾离开已经和他结婚的小叶子，文洁若却毫不留情地批评萧乾所犯的这一个重要的错误。并且，其代价就是，在巴金不断地创作的同时，萧乾却不断地移情别恋，最终为缪斯女神所抛弃，再也写不出一篇小说。老年的萧乾对小叶子总是报有深深的愧疚，写有《心债》一文对此忏悔。在文洁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丰满的萧乾，并非完美的萧乾。他对婚姻不大负责任，同时内心里又充满了爱意，他的小说创作每况愈下，但他的新闻报道越写越好。
1929年，李尧棠正式使用巴金作为笔名，这个名字也许是为了纪念他一个死去的青年朋友，但更多的人相信：巴是巴枯宁的巴，金是克鲁泡特金的金。文洁若细致地叙述了巴金所受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主义）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早在1920年，巴金就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书》。1930年1月，巴金在上海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只讲奉献、不图回报、勇于牺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热情、信仰、希望是巴金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它既催生了《家》《春》《秋》，也与《随想录》的产生密切相关。我们熟知的巴金的忏悔，是他在《随想录》对于自己往事无情的解剖。而文洁若，更发现了早年一直在为创作奔忙的巴金晚年对于自己破产自杀的大哥的愧疚：“现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责备自己关心他实在不够。”
文洁若先生在书中最为用力的一件事，就是描述巴金与萧乾长达66年的友谊。无论是巴金对于萧乾的关怀、照顾，作为萧乾文学的引路人，还是萧乾对巴金的敬仰与尊重，视其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和文学创作的师傅。我们都能感到两人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萧乾说：“我佩服沈从文先生的学问文章，在文学道路上也得到过他的指引提携。巴金对我的感染则在更广泛的方面。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操，他那不凭词藻而用心灵直接同读者对话的胸怀，不断地激励着我，感染着我。……”在书后附录的巴金与萧乾往来的125封书信隐然证明着他们之间的友谊。而我认为，他们友谊更深刻体现在一个个细节里。有一次，他们俩在九龙码头晤面，萧乾告诉巴金，雪妮一会儿就来，他想让巴金看看他那个人见人爱的四川小姐（此时，萧乾和小叶子还没有离婚）。巴金只说了句：“我不见！”扭头扬长而去。巴金不同意萧乾遗弃小叶子，但又不能说服萧乾，所以只好不见不烦。二人观点性格不同，却不离不弃，足见其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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