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过早年的日记在1955年胡风冤案中被查抄，下落不明。“文革”后，老先生开始重新记日记――这些日
这样专注的、持续的写作行为，似乎是要把自己所经历的时日中值得珍惜的都一点点记下来。但是，记下来有什么用呢？26年来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呈现到了纸上――似乎是生命自身漫溢着，不但要在生活中表现出来，而且要在纸上自然地延续。
贾先生的日记以前出了两本，一本是收入2000年出版的《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中的《平反日记》（1979―1981），一本是收入去年出版的《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的《退休前后》（1985―1987），近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正好在二者之间承上启下，能够显示先生在那个平反之后早春时节的生活状态，也为中国历史的一角，留下了一些面影。翻翻《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就会发现，那些日子，先生家的客人来得多。每个客人来了，先生都热诚相待，而每一个客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故事，有些讲给了先生，便在日记中留下了踪迹。人的生命竟也像流水一样，在这些纸上会合了，波澜不惊，下面却是惊涛骇浪。
贾先生上世纪50年代教过的学生，在1955年的时候都受到了牵累，先生平反复出后，却都重新汇聚到先生周围，没有一点怨言，而且后来每年都相约着一起来为先生过寿――师生关系相处到这种程度，也算得上“贵相知乎心”了。其实，即使在忧患爆发的当时，这种真情便已经存在着，虽然有些故事，多年之后才知道。譬如，贾先生在1984年5月24日的日记中便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下午，老同学张忠孝来，她多年都在《光明日报》工作，我们不相见已近三十多年了，她的爱人詹铭新在‘文革’中自尽，她也由一个小姑娘成了一个做了外婆的老太太。据她说，55年我出事时，当时在人事部工作的同学陈仰周发起保我活动，要大家签名。张泽厚签了，受到迫害。信转到《光明日报》被领导扣了，张忠孝未能签名，在‘文革’中才得知此事，而陈仰周同学却从此没有音讯，迄今生死不明。我听了，非常难过，……”短短的几行字，记载的不但是一桩往事，更牵涉到了多少人的命运，而这仅仅是一例而已。
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中，也记载着一些有趣的奇怪的人和事。他年轻时期的朋友曹白，也是颇有影响的“七月派”作家，多年来足不出户，有一次听说先生去参加赵树理会议，竟然写信来问先生和赵树理谈得怎么样――真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曹白到先生家来吃饭，吃到中途，来了别人，他匆匆离去――因为他怕生人！
还有一位在复旦外文系教书的德国老太太，有次找先生不遇，先生去回访时，“她自我介绍说，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她是外科医生，后来改行教文学，她想弄比较文学，因此要找我，她想写一本这类书作教材，请教于我云。她说，她五岁受希特勒迫害，‘文革’中又受‘四人帮’迫害（她丈夫是中国人），她写了一本自传，本拟在德出版，她女儿怕事，她决定死后作为遗作出版云。”现实生活，真的是比小说还离奇，也还要残酷――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经历，以及更多的血和泪。
不过，《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中也并不只是和过去的牵连，那个早春的季节里，先生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也并非全是“鸿儒”，而与有的年轻朋友结识的原因也颇别具一格，有一次，一位青年喝多了酒，骑自行车把先生的腿撞折了，他很紧张，先生却不予追究，说是会影响年轻人的前途，就这么一来二去成了朋友，而这样结识的朋友也竟然是真朋友――1984年5月22日，上海地震，那时先生还没睡，屋墙轻摇动，大家都起来了，那位把先生的腿碰伤的男青年的妻子特地奔来，把先生扶到宿舍门口马路上安坐下来，与众友邻一起张伞避祸。
先生还有一个亲密的小朋友，是他刚刚复出时邻居工人小卞的儿子，日记里亲切地喊他“小毛头”。小毛头如今已经是个很大的大小伙子了，不知到他看到先生这么多年的日记时会有何感想――这里面，记载了他的出生和他慢慢成长的过程，其中免不了挫折，不过很多大概他自己都忘记了吧。1984年1月2日，先生的日记中郑重其事地这么写到：“小毛头就是我们84年请的第二个客人。”
当然，《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中，并非都是这些有趣的事情，日记里也记载了很多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老教授所必不可免的很多份内的职责和份外的杂事，记载了他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反应（他对现实包括对新的文艺作品反应的敏锐、准确、超前、大胆经常会让你大吃一惊），更处处散落着他的弟子们（比如陈思和、李辉等）的成长踪迹。
老人在思考着，朋友和客人们川流不息地带来自己的故事和传闻，年轻人们在成长着，这些历年积累的字纸纪录着时间流逝的踪迹，不，纪录着时间本身――而许多许多的人的时间汇聚着，就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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