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3日《中华读书报》5版《?望》栏刊发长文《日寇侵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列出了一长串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期间因种种原因死于战乱的中国文人名单，对有些文人之死作了重点介绍，让人们再一次记住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忘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很有教益。可能作者对有些信息
该文在说到郁达夫的被害时是这样说的：
终于熬到日本投降了，郁达夫很是高兴，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很少外出。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来了个讲印尼语的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但此后就没有回来。他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的丹戎革岱荒野中，或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50岁。
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看得出来，这是沿用了胡愈之的介绍，也是关于郁达夫之死的最早的说法。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说：
1945年8月29日晚间……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了。到了第二年8月，对于达夫的下落，才算有了正式的证实。这消息是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的情报处得来的。据说，联军当局于审讯日本战犯时，录取口供，证实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还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丹戎革岱，丹戎革岱离武吉丁宜7公里。
胡愈之文最初发表于1946年9月14、21、28日《民主》周刊第48、49、50期，单行本于1946年9月香港咫园书屋出版。胡愈之关于郁达夫之死的说法，也只是一种“据说”，是否确切，具体情形怎样，并无进一步交代。不过，胡愈之的这一“据说”，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就是“结论”，因为此外再无人知道更具体更确切的消息。
然而，40年后，这一情况由于一位日本学者的努力而有所突破。郁达夫之死的真实情况终于浮出水面，人们才有可能得知原来郁达夫比“据说”的死期还要早几天，死得也比“据说”的更为惨烈。
他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铃木正夫。他对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郁达夫素有研究。也许铃木正夫从身为日本人的角度考虑，对郁达夫是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被日本宪兵杀害心存怀疑，为了弄清情况，他前后花了20多年时间，在查阅了苏门答腊棉兰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档案后，又三次只身下南洋，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寻访了许多当时和郁达夫有过直接接触的以原宪兵为主的日本人，直至追寻出那个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终于弄清了郁达夫被害的详细情况。事情的结果有些出乎他的所料，那名下令绑架和处置郁达夫的宪兵班长，不但承认是自己直接指挥部属绑架杀害郁达夫，而且告诉他，郁达夫是在从家里被带走的当天晚上即8月29日夜或30日凌晨（比胡愈之说的9月17日要早整整18天），就被他的部属处决了。处决的方式不是枪毙，也不是别的什么刑法，而是“掐杀”――用手掐死！至于弃尸地点，因为他不在场，所以说不清楚。至此，日本军国主义残害郁达夫的真相始大白于天下。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调查结果，最初是在1985年9月浙江富阳召开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以《郁达夫被害真相》为题向与会者详细报告的，当即引起巨大震动。后来，他又出版了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其中也详尽地介绍了郁达夫遇害情况。根据调查，铃木正夫后来又进一步谈了日本宪兵杀害郁达夫的原因以及郁达夫遗骸埋葬的地点问题。他明确说，郁达夫被害和遗骸掩埋的地点不可能在武吉丁宜的什么秘密隧道或什么悬崖下，“郁达夫埋骨的地方，恐怕以后也不能找到。”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日寇侵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文中“武吉丁宜”、“丹戎革岱”成了“武古丁宜”、“丹戎草岱”，可能是因为误植（编者注：此两处确系本版编辑勘校不严所致，特向《日寇侵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作者马嘶先生及广大读者致歉并向张洁宇女士致谢）。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时间是1952年而不是1951年，则不知现说何所据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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