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边沁
钱锺书夫妇和爱女“我们仨”，让我们从文化人这个侧面感受到了一点中国20世纪的脉搏；1795年受命为英国皇家海军造船的萨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1757-
萨缪尔・边沁是个工程师，不是发明家，但他引进中国人发明并且应用已久的水密隔舱技术，却对改进英国海军舰船贡献巨大。那样做不但大大增加了船体强度，而且不至一处破损就水漫全船，难以封堵。所以我为他鸣了一下不平，称他是被英国人遗忘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功臣（参见拙文《被英国人遗忘的海战功臣》，《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5年8月3日）。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其他国家很快也都应用了这种技术，并且从军用舰艇扩展到所有船舶的建造。这样，那项看似简单的技术引进，对于19世纪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海上力量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变化，实在是影响深远。
奇怪的是，欧洲人学习东方造船与航海技术一直十分积极，早在公元6世纪就从阿拉伯水手那里学去了“三角帆”，12－13世纪从中国学去了“纵帆”和“舵”，当然还不能忘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但学习水密隔舱技术却非常晚。扬州出土的一艘唐代木船已经有水密隔舱设置，说明我们祖先很早就掌握了这种对船只安全非常重要的技术。欧洲人知道中国这种技术应该也不晚，因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早在公元1295年就对它作过介绍。――那正好是边沁受命为英国皇家海军造船之前500年。不过在《被英国人遗忘的海战功臣》一文中我称边沁为造船工程师并不确切，因为在造船之外他还对改进火炮、特别是使用爆破弹做了许多工作。这让我们知道，那时英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划分远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精细，许多人都是“多面手”。
萨缪尔・边沁既然在他的祖国也被许多人淡忘了，也就难怪在中国知道他的人很少。然而中国人知道“边沁”这个姓的却不少，这与他的兄长、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有关。在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8甚至17世纪，但真正使它成为一种伦理学理论，却应归功于杰里米・边沁1789年发表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以及两部19世纪后期的著作，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功利主义》（1863年）和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的《伦理学方法》（1874年）。
杰里米・边沁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三岁能读，五岁会拉小提琴，六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和法语，12岁进入牛津大学，15岁取得法律学位，获得律师从业资格，看来是个神童。但他从未执业，而是热心于各种改革活动，成为当时英国哲学激进分子的一个领军人物。边沁的贡献主要是在伦理学方面，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那是一种规范科学，而不像数学、逻辑学那样是形式科学，或者化学、物理学那样是经验科学。他没有去研究与后两者有关的哲学问题，因为那显然不是他这个学法律的人的强项。边沁功利主义的名言是：“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幸福”不是理想的、抽象的，而是实际的、具体的，大概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利”有点关系。在中国，“利”与“义”经常被看作是对立的。《论语》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老夫子还教导弟子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而人们熟悉的成语“见利忘义”、“急功近利”，也无不带有明显的贬义。
对英国有一点了解的中国人，往往会以为英国的绅士类同于我们的“君子”，其实二者大有差别。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应该算神圣的科学殿堂了吧？那里面的衮衮诸公，无疑都是令我辈凡夫俗子肃然起敬的绅士，但他们建立那个学术组织却并不是为了聚在一起论“义”，而是为了谋“利”。大概他们觉得论“义”有点“清谈”的味道，谋“利”却是绝对实际的。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得到英王查理二世特许正式建立以后，就把目标确定为鼓励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发现并表彰科学研究中的杰出人物与成果，促进国际合作和科学家的交流，为社会、尤其是政府独立提出关于科学事务的建议，促进科学教育，等等。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在鼓励科学研究的同时还鼓励其成果的应用，而实业家们很快也加入到这鼓励成果应用的行列中来，1754年他们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名叫“艺术、制造与商业促进协会”的组织，对科学研究提供支持，对有突出成就者颁发奖金、奖章以及其他奖励。瓦特能够从1763年起用二十多年时间研制蒸汽机，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得到伯明翰一位名叫博尔顿的制造商的支持。研制成功以后，那位制造商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个受益者。到1800年，已经有500台蒸汽机在运转，而伯明翰成了蒸汽机制造中心。如果没有这些科学家和实业家在17 18世纪的实践，边沁或者别的什么哲学家未必能在18 19世纪之交正式提出功利主义理论来；而在他们这样做了一个多世纪以后，也确实需要有人出来说明这些做法的合理性。
工程师萨缪尔・边沁，其实也正是他兄长功利主义理论的一个实践者。和他为英国皇家海军造船比起来，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无疑要辉煌得多，遗憾的是那辉煌转瞬便被证明是“绝唱”，对中国后来航海与造船的影响几乎难以觉察。对于明成祖下那么大投资做这件事的原因虽然人们至今仍然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那非为“利”也，大概是为了我们捉摸不透的某种“义”。朱大可先生在2005年7月13日《新京报》上发表文章说郑和下“西洋”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形象工程”，不无道理。不用哲学语言来说，“利”常常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而“义”却与统治者或者领导者的“面子”有关，孰小孰大，不言自明。
下面再说萨缪尔・边沁的儿子乔治・边沁，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植物学家，著有《英国植物区系手册》和《澳大利亚植物区系》，还著有《香港植物区系》（1861年），是第一位对香港地区植物进行系统调查与总结的科学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乔治参加了1858年7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林奈学会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达尔文和华莱士宣读了各自关于进化论的论文。乔治原来也准备了论文要在会上宣读，但他听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以后，马上意识到自己论文中表述的“物种固定”的观点是错误的，撤回了论文。他这种自觉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做法，值得所有从事科学事业的人学习。附带说说，他写《香港植物区系》的时候，那里包括植物在内的自然界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显然还很少，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份宝贵的“原生态”历史记录，如果今天有谁再对香港植物做一相应研究，当可看出一百多年来人类活动对那里自然界的影响有多大。
马雅可夫斯基在他著名的长诗《列宁》里曾经写道：“资本主义年轻的时候还不错，是个挺能干的小伙子。他自己动手干活，也不怕油污了洁白的衬衫。”读了我这篇短文，不知道读者是否能在边沁“他们仨”身上看到一点那个“挺能干”小伙子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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