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以《爸爸爸》崛起于文坛并成为“寻根文学”的倡导者，80年代末远走海南办杂志，90年代中期因《马桥词典》引起轩然大波，3年前推出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性情中人韩少功的写作显得多少有些寂寞。前不久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他的演讲谈话集《大题小作》，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收入他若干中短篇近作的小说集《报告政府》。跟之前的《马桥词典》、《暗示》相比，他的小说近作显得更平和，更富故事性。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韩少功，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的文学历程？新作的表达方式能否看成是他的一种回归？新长篇何时能够问世？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拨通了韩少功在海口的电话。
读书报：《报告政府》一书收入你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同名小说《报告政府》在你近年的创作中有特别含义吗？
韩少功：《报告政府》描写的囚犯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从前我读《圣经》，不理解耶稣为何最关心罪犯。罪犯不就是坏人吗？完成这篇小说后，我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罪犯是好人，但他们走到这一步，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人性本身的原因。罪犯和我们这些“良民”之间的差别，往往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我写《报告政府》，其实也是在向读者“报告”。从人性和社会的角度，分析造成犯罪的各种条件，甚至看到现存法律的某些局限。文学应该比法律看得更为深远。
读书报：你早前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在文本表达方式上都不乏探索，而《报告政府》一书中，除了《801室故事》，其他小说的表达方式比较传统，这是你在创作上的一种回归？
韩少功：情节是小说的主要元素之一，但不应成为束缚创作的模式。我曾经写过一些情节比较淡化，或非情节因素比较多的作品，但这并不等于我对情节的放弃。像书中《报告政府》、《山歌天上来》这样的小说，应该说有一定情节性，但也不是作者完全跟着情节走。有人说这样的写作是我的转向或回归，或许算不上，不过是在菜园里种了那么多白菜，还要想种种萝卜或者辣椒。关键是看土壤的性质怎么样。你提到的《801室故事》，就完全没有情节，甚至没有人物。
读书报：你在《报告政府》一书中写到误入监狱的大学生、潦倒异乡的留学生、失学少年等等，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悯情怀，这是你这两年的心境折射？
韩少功：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常容易沉溺在文革啊反右啊下放啊等情结里。另一方面，这一代作家一旦描写现实生活，又很容易局限在酒吧啊女人啊成功人士啊等都市时尚里。文人都已进入都市，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往日苦难和都市繁华以外的一切，就可能成为盲区。这就是屁股指挥脑袋，地位决定视野。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既不能完全沉溺在过去，也要尽量打破模式化都市生活的围城，把盲区中隐藏着的东西解放出来，看一看那里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存在。
读书报：《报告政府》中的《兄弟》是个很伤感的故事，从主人公的年龄推测，跟你应该是同龄人，可我读罢总觉得意犹未尽，似乎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故事单独写成长篇，你自己怎么看这部小说？
韩少功：《兄弟》出手稍微仓促了一些，因为当时编辑约稿比较急，我的面子也比较薄，就交稿了。这个作品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再写一遍，也许你写成长篇的建议就可以考虑。
读书报：一提到韩少功，读者往往想到你早期创作的《爸爸爸》以及你倡导的“寻根文学”，你如何评价20多年来自己的写作轨迹？
韩少功：写作并不是作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它受限于作者的经验和感受，同时也受制于每个作者的感受能力、感受方向和感受方法，受制于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兴奋点。如同有的感光材料对某种物体感光，对某种物体不感光。20多年来我的写作就像开汽车，总会左一下右一下地不断调整，有时我会比较关注社会，有时会比较关注个人，有时会比较关注形式，有时会比较关注内容。有时甚至纯粹是要换换口味，有一种游戏心态，一种好奇心理，也会尝试一下别的写法。但一位作者在写作中的基本特质还是会表现得比较持久的。以我自己为例，我一直不能接受那种不动心不动肺的技术化操作，也一直不能接受那种黑白分明的、忠奸对阵的故事，人性的复杂性一直是我的兴奋点之一。
读书报：一篇小说能否有一个好故事似乎是被读者接受的前提，而你多年来进行表达方式的探索，即“用语言来挑战语言”，如《马桥词典》、《暗示》这样的小说会使一般读者读起来感到吃力。对于作家来说，一个流畅的好故事与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哪个更重要？
韩少功：这可能要根据作者手中的材料来定。有些材料适合用这种方式表达，有些材料则适合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像卡夫卡和海明威，还有鲁迅和沈从文，他们的一些作品故事性并不强。奈保尔的《抵达之谜》，可以说虚得一塌糊涂。所以文学中没有通用样式。能用电影来表达的题材，不一定适合于诗歌。能用情节表达的题材，不一定适合其他样式。关键是看菜下饭，量体裁衣，因地制宜，什么样的题材往往决定了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反过来说，特定的表达方式和审美趣味，有时也会形成引力，推动作者接近和捕捉到特定的题材。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读书报：你的写作是有自己的计划，还是等待题材降临或听从灵感的召唤？
韩少功：两种情况都有。一种是不期而遇，不能有意求之，需要耐心等待机缘的出现。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有计划、有预谋，甚至刻意地追求。运动员的某些状态跟写作有些相似。比如一个运动员如果完全无为而治，就在那里等着好素质和好状态的出现，这恐怕不行。还是要有计划地锻炼和训练自己。但仅凭锻炼和训练就能摘金夺银吗？也不尽然，也需要天赋，需要神来之笔，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条件的配合。“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人这句诗也含有文学创作的道理。
读书报：你在《暗示》前言中表达：“我们有时需要来一点文体置换，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种文体置换对于你的写作，或者说对于文学而言，意义在哪里？
韩少功：依我看，现在的文学理论和小说创作都有一些毛病。很多学院派的理论家越来越枯燥，八股味很浓。我们看以前的伏尔泰也好，罗素也好，还有中国古代的孔孟庄老，理论都是非常生动活泼的，绝不像今天某些著作那样乏味。今天的很多文艺作品则流于肤浅，缺乏情感和思想力度，只是一堆堆沉闷或华丽的泡沫，很难与人们的内心接轨，让读者读得心里一震。这是理论与文艺的双双缺血。这些毛病该如何疗救？可能需要新的元素加入进去。当我们的感觉出了问题，不妨让思想来矫正。当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也许可以用感觉来激活。我们的理论家应该多一些生活实感，而我们的文艺家应该多一些追问和探索的深度。
读书报：你的翻译作品虽然不多，但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当年影响了一代人，会再度操起译笔么？
韩少功：完全可能，如果某一部作品让我动心，而且又被翻译家一时忽略，我就可能来拾遗补缺。梁实秋先生曾经呼吁，让有翻译能力的作家都来翻译一两部文学作品，因为作家们的强项是中文写作，这对于翻译来说恰恰是很重要的。我也觉得，有条件的作家不妨都参与到文学翻译中来，即使是业余选手，可能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
读书报：你现在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海南参与文联的事务，一半时间在湖南乡下隐居，这种地域和身份反差巨大的生活，带给你怎样的感觉？
韩少功：秋冬两季一般我在海南。这个时期海南的文化活动比较多，我可以帮点忙；春夏两季海南天气比较热，活动也少，我就会呆在湖南乡下读书写作。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下，一个是岭南文化，一个是湘楚文化，它们之间的反差带给我很新鲜的刺激，也会给我多种营养。
读书报：你在《报告政府》后记《重新生活》中写到“写小说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时至今日，写作在你心目中还是最初的感觉吗？
韩少功：我最初从事写作为了谋生，功利性很强，但慢慢地对自己的要求一步步提高，写作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从事写作，会让我觉得自己会变得好一些，生活会更丰富更有意义。每次写完一篇小说都会觉得自己有些不一样，有一些让自己感到高兴的变化。
读书报：2002年出版《暗示》至今，你一直没有长篇问世，能谈谈你目前的创作状态吗？
韩少功：眼下也有长篇创作的打算，也在做些准备，但我理解的长篇创作不仅仅是短篇或中篇的拉长，还应表达作者对于人生与社会某种系统性的感受和思考，挑战一些人性认识的重大难题，那才是最理想的长篇。当某些因素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不会勉强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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