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
彼得・德鲁克最早的记忆始于1914年8月奥地利的维也纳，他只有5岁，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德鲁克的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战争带来的不仅
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是一位经济学家，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就是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彼得・德鲁克的母亲卡罗琳学习医学――这在当时的奥地利妇女中非常少见。她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德鲁克的管理学中有许多医学的类比，德鲁克把“企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企业是社会的“器官”,而器官的寿命不会长于它效力的机体。这样的家庭背景也使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德鲁克把理想的经理人比喻成乐队的指挥。
德鲁克17岁时去了德国的汉堡，他本应在汉堡大学学习法律，结果，他在汉堡一年半的时间里，一次法学课都没有听过。相反，他周一到周五的每个晚上都到汉堡的市立图书馆读书。他每周去一次汉堡歌剧院，在那儿，他有了一项改变人生的经历。德鲁克早年在德国留学，他晚上常到歌剧院去听歌剧。有一次他在看完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 Verdi 所做的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于来自音乐之乡的德鲁克来说，这部歌剧的完美使他感到震撼（德鲁克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他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创办了“萨尔斯堡音乐节”）。德鲁克到图书馆去查找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的背景资料，他惊奇地发现，威尔第于1883年（时年80岁，当时欧洲男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谱写了他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威尔第在谈到创造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时说道：“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极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德鲁克立下誓言：如果我能活到80岁，我会要写到80岁，德鲁克以他的实际行动在履行他的诺言，他从85岁到95岁这10年中，又出版了10本著作，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为人类贡献他的智慧！
“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德鲁克这样来定位他70多年来的工作。这些数以百万的文字，都是他在加州克莱蒙特家中书房里写就的。他一直使用一台老式的电动打字机，他拒绝使用电脑写作，因为它会使他写得太冗长。而且，他打字的方式只两个手指敲打，他的太多的时间都是在打字机前度过的。
在德鲁克看来，在公开的现实后面还有更深的现实，在表面的趋势下还有隐藏的趋势。德鲁克借用地理学来解释《断层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的全新意图：“它力图……发现并界定在深层基础上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的变化,它研究的主题是大陆漂移如何形成新大陆,而不是战争如何分割新国界。”那些断层是“社会和文化基本现实中的重大变化。”将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相对比，是贯穿于德鲁克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活动。
德鲁克在1969年出版的《断层时代》中指出,“四种新产业已经在望。”第一种是信息产业。信息是思想的“能源”，它使我们的时代成为“能够获得脑力工作能源的第一个时代”。他前瞻性地指出：“若干年后，年轻人肯定会把信息系统当作一般工具来使用，就像他们在使用打字机和电话一样。”看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人们正按照他30多年前的假设生活着（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第二种新产业仍在展望之中，人类对海洋这个“地球上所能找到的最大经济资源”进行再发现。7000年前，人们在同一时代建成了金字塔和发明了犁。德鲁克说：“在我看来，太空探险可能是我们的‘金字塔’,而海洋开发可能就是我们的‘犁’。”
第三种新产业是“材料”。德鲁克认为，由于塑料在20世纪的出现，人类不再单一地依靠自然材料：纸张、木材、玻璃、钢铁，将有更多像塑料这样的化合材料问世，完成“从自然界有什么就用什么，到人类想什么就造什么”的转变。这不仅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精辟总结，而且也体现了德鲁克对人类伟大创造力的赞美。
第四种就是大城市将产生一整套新产业。比如，人们在家工作。企业是主人，员工是仆人的假设已不再成立。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自我雇用。推动这一切的就是知识。知识已成为生产手段，而知识是由知识工作者所拥有的，知识的流动性很强。而德鲁克早在1969年就看到了知识工作者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工作的可能性。
德鲁克提出了教育方向的一个重大改变：从专门为年轻人提供“普及教育”到为成年人提供“继续学习”的这一重点上。德鲁克指出：“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对那些过了少年期但仍然想学习的人抱有成见，当知识被用于工作后，我们需要……有经验、有成就的成年人经常回来进行正规学习。”他为此甚至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受过教育的人：“我认为将来受过教育的人就是那些认识到不断学习必要性的人。这是一个新的定义，它将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世界。”
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一书，这是他35年的管理教学和企业咨询的结晶。早在1950年，德鲁克在纽约大学教授管理学的时候，他每个周末都和他的学生和企业家一起研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从他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但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而且还把创新发展成为大众可以学习和实践的工具。
德鲁克的独特见解是：“创新不是发明。它是一个经济学或社会学术语而非技术术语。”基于他创新的深入研究，他提出了脍炙人口的创新的七个来源。1950年1月3日，德鲁克和他父亲一起去看望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当时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德鲁克的父亲向熊彼特问道：“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熊彼特年轻时很帅，人们曾问过熊彼特，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他答道：我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30多年后，师生重逢时，老师又问起同一个问题。
他答道：“是的。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答案却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我希望被后人所记得的是，我曾是一名将许多优秀学生培养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到了这个年纪，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的不重要了。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这一次经历给德鲁克确立了衡量成就的标准：一个人必须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
2002年德鲁克在接受《商务2.0》（Business2.0）的采访时，当问道：你希望将来被后人记起的是什么？德鲁克答道：那就是我曾经帮助过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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