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价值立场

2005-12-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董健、丁帆、王彬彬三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打破了二十多年来一直因袭的框架，与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大不相同。眼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般分为三至五个阶段，三段即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五段则是把前十七年再以1957年为界分为两段，把新时期再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段。《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也把这段历史分为五个阶段，但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五个阶段是以1962、1971、1978、1989这四个年头为标志划分的。这种划分也许尚须全面的论证，但它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不再把文革十年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从80年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提醒人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文革十年，因为事实很明显，“文革文学”不是孤立的，而是长期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大跃进文艺”到“文革文艺”，从“两结合”到“三突出”，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学理想和文学模式逐渐完成并走向其顶峰的一个完整过程。把文革十年孤立出来，甚至以“空白”粗略带过，事实上模糊了当代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但是，直到现在，国内那么多版本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却仍然沿袭着旧的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文学史实现了一次重要的突破，意味着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已经走出了旧框架的束缚。

另一个吸引我的特点是主编们清醒的价值选择和鲜明的价值立场。在当下学界，这本史著的价值选择不仅值得称道，而且令人感动。世纪之交，中国学界可谓新潮迭起，但这些“新”和“后”的理论资源没有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相反，一些本来清楚的问题被一些人以新的方法搅成了一锅粥；一些本来一目了然的现象也被一些人以新的理论放进了十里雾中。当然，对于那些有意识的弄潮者来说，是无须争论的，因为把水搅混，把界限弄模糊，使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都不分彼此，正是目的之所在；淡化时间，强化空间，使文明与野蛮、落后与先进都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获得平等的地位，正是莫大的成功。但对一般读者和青年学生而言，却并不明白这些，往往在其理论的“前沿”色彩迷惑之下步入思想的泥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教科书是及时的。主编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应该警惕“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合主义”和“庸俗技术主义”，对“红色经典”等混淆视听的概念，对种种“搅混”和“抹平”的策略，对无原则、无是非的形式分析，都表示了明确的批判态度。这是很有意义的，此时此刻，只有以鲜明的态度面对历史，才能引起人们的警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一种对于历史的负责任的态度。在许多地方，它的叙述都足以揭开“艳若桃花”的伪装，使那些肿瘤的恶性得以暴露，从而破坏一些人试图把一些精神毒素留给未来的企图。从这种批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鲜明的现代性立场，看到有良知的学者对于人类文明健康价值的捍卫。也正因为这样，这部文学史对当代文学的源流的认定，对演变线索的描述，都能够逼近历史的真相，而不像当前一些同类著作那样常常出现错乱，它对一系列文学现象的描述也不像当前一些同类著作那样常常出现颠倒。

在反现代性、反启蒙、批判五四、甚至反对科学、理性和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已经成为时髦的今天，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现代性尺度，捍卫五四先驱所开创的启蒙文学道路，坚持“人的文学”的价值标准，张扬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作家的主体性，这一切实为难能可贵。

我希望那些在时髦的五彩迷雾中徘徊的青年学生，那些被“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之类学说羁绊的年轻学者，都来好好读一读这部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