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1980年开始研究《中国人气质》，在《鲁迅研究资料》等刊物上发表译介文章，至今已经有二十五年；1988年译出全书，作家出版社因故未能付印，也已有十七年；1995年该书终于由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则已有整整十年了。而在这些年里，人们对于《中国人气质》的兴趣不仅没有减退，反而与日俱增，
不光是中国，东邻日本学术界也一直十分关注这部书。日本佛教大学的李冬木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1999年9月在云南昆明召开“鲁迅研究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听说他也是研究《中国人气质》的，并找到了最早的涩江保日译本，这次会上拟对此版本作研究发言。这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因为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英文原版于1894年由美国佛来明公司印出，两年之后，即1896年，日本的博文馆就出版了涩江保的日译本。鲁迅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时所读到的正是这个版本，因此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中国人气质》日译本之间有着比英文原版更为直接的关系。我在从英文原版进行翻译时，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曾经千方百计寻找涩江保的日译本，并拜托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对鲁迅与日本关系研究有素的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先生协助找寻，锡荣兄也是竭尽全力，四处寻觅，而最后是无功而返。现在听说有人找到了涩江保的日译本，还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学术研究，怎能不惊喜呢！我于是在中午吃饭时询问谁是李冬木。而李冬木也在询问谁是张梦阳，因为他早就注意并且读过了我关于《中国人气质》的译介文章和全书的翻译。这时，一位鲁研界的老朋友指着我俩笑着说，你们不就坐在一起吗！原来天公做美，我们恰好同桌并紧靠在一起坐着。于是，立即站起，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块儿。从这一时刻开始，《中国人气质》和鲁迅先生就把我们俩人结为亲密无间的学术伙伴了。下午的会也恰好由我主持，会议规定每个发言者只能讲15分钟，而冬木兄发言时，我被他精彩的报告深深吸引住了，下面的与会者大多数也听得异常专注，竟然任凭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打断。后来有人批评我对国外学者过于宽容，我却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倘若发言者讲的是空论废话，一分钟都不应该给；如果讲的特别有价值有内容，讲一小时也没关系。冬木兄的发言无疑属于后者。今年四月至七月，我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博士班任访问教授，赴日不几天就趁着樱花盛开的美好时光，前往京都佛教大学看望冬木兄，在他的研究室里我亲眼看到了他从旧书摊高价收购到的《中国人气质》涩江保日译本，也提前看到了他惨淡经营近十年、即将完成的研究专著和中文译本，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个看法。7月9日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冬木兄又作了长篇发言，专门综述了二十余年来翻译与研究《中国人气质》的学术史，对这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予以高度评价。
的确，经过二十多年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史密斯一百多年前所著的《中国人气质》以及鲁迅与这本书的关系，已经成为鲁迅研究和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重点课题。通过这一课题的日益深入的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来源以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也日益加深，改造自己民族性的自觉性也逐步提高。但是，从反面来看，又不幸应验了鲁迅在《热风・题记》中的一段名言：“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又是不幸而言中。人们之所以日益对《中国人气质》这本外国人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一方面说明了“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教训，逐步觉出了认识自己的极端重要性，渐渐地肯于研究自己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人气质》里面所批评的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并没有得到根治，有些甚至于愈加严重了。我前年到澳洲、去年到加拿大，初步从海外观察自己的祖国，就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今年赴日四个月，这种感觉就更为突出了，恍然明白了一个真理――鲁迅如果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没有看过《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是不会形成“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中国也不会出现鲁迅这样的对本民族的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伟大思想家。以别的民族作为“镜子”，往往会更为清晰地看出本民族所存在的问题。听一听别一国家对本民族的批评，如鲁迅临终前不久恳切希望有人译出《中国人气质》时所说的那样：“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却正是中华民族自强自励的最佳途径。回国后，我又重读了《中国人气质》，这种想法就愈加凸现了。这本书里所指摘过的问题，眼下竟触目皆是。恐怕这也正是多家出版社都有意再版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不顾酷暑高温愿意重理此书的心愿所在。虽然我们这样的举作，或许是徒劳而已，但是精卫尚衔木石以填东海，何况是我们这些对自己的祖国始终抱以赤子之心的文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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