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夏里亚宾的名字，耳际就会响起那支深沉、悲壮的《伏尔加船夫曲》。它原是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经过当代歌王夏里亚宾的天才处理，艺术形象更加完美。他演唱这首歌，可以听见纤夫的沉重脚步、他们的呼唤和内心的力量，甚至能听出纤夫们拖着货船由远而近，又由近走远的情景……
夏里亚宾1873年出生在俄
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很重视夏里亚宾。1918年他是第一位被苏维埃政府授予“人民演员”称号的艺术家。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日子，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他要求到国外演出，1922年获准出国。
夏里亚宾在国外很怀念俄罗斯。本来他是要返回祖国的，但1927年发生的事使他无法回国。旅居巴黎期间，他在俄罗斯教堂的院子里看见两个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妇女带着几名残疾儿童在行乞。这一情景使他心中非常难过，随后他通过一位神父向当地俄罗斯难民捐款5000法郎。没想这一善举竟酿成大祸：那位神父在巴黎的俄国侨民报上发表了对捐款者表示感谢的话，于是巴黎使馆便向莫斯科发出一份有关此事的秘密电报，于是莫斯科轰动了，说夏里亚宾资助了白卫军，投靠反革命……
莫斯科的报刊称夏里亚宾是“一个为了金钱从本国人民一方逃向本国人民死敌一方的人”，并称：“为什么不宣布：在艺术工作者当中，在享有共和国人民演员光荣称号的人当中，没有夏里亚宾先生这类变色龙、背叛者的地位？！”
马雅可夫斯基立即发表《“人民演员”先生》一诗，大声疾呼：“教育人民委员部，/请从/白色老爷的头上/摘下/人民演员的/红色桂冠！”
在这片声音中夏里亚宾果真被撤销了“人民演员”的头衔，遭受如此诬陷他感到痛苦万分。高尔基劝他回国，但他对回国后的一切没有信心。
复杂而残酷的现实让他不能回国。为此他又遭到国内严厉谴责，说他出国不归是为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追逐个人名利”。在给友人的信中，夏里亚宾满腔深情地写道：“我亲爱的祖国啊，我对你怀着崇敬之情至死方休！”
有国不能回，夏里亚宾只好继续周游世界。就在这一时期他前来中国举行演唱会。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间，夏里亚宾先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和天津四大城市举行独唱音乐会，受到广大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他此行的第一站为哈尔滨。俄苏文学专家高莽当时是哈尔滨的小学生，至今依旧记得歌王的到来。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北方都市，由于那里侨居着许多白俄，整座城市的文化内涵、生活习俗都深受俄罗斯影响，因而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夏里亚宾到来时，全城沸腾，尤其俄国侨民更是欣喜若狂，像迎接一个盛大节日，又像迎接一位亲人―――逃亡中国的白俄与有国不能回的歌唱家似乎有某种特殊感情。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到处张贴着夏里亚宾的招贴画，马车声“哒、哒”响，里面乘坐着去参加夏里亚宾音乐会的人们。歌唱家来到这里，仿佛回到了俄罗斯……
结束了令他激动不已的哈尔滨之旅，夏里亚宾启程到上海。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立即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热情的茶话会欢迎贵宾。茶话会开到一半，梅兰芳站起来向客人表示歉意，说晚上还有演出，需要提前离开。夏里亚宾听了非常吃惊，问道：“怎么？今天你有演出还来参加这个会？”他的神情与口气显得十分不理解，甚至有点责备的意思，接着他又说：“我的习惯是，演出前夕决不参加宴会，连说话都要尽量减少。这样，到了歌唱时才能保证精神饱满，发音清亮。”大歌唱家这一席话让梅兰芳牢牢记在心里，后来他把这件事讲给青年演员听，并告诫他们一定要百倍爱护自己的嗓子。
夏里亚宾在哈尔滨、上海演出的盛况早就传到了北京。歌王尚未抵达北京，北京的《世界日报》已经刊登了许多介绍夏里亚宾以及这次独唱音乐会的文章。音乐会平均票价为6块袁大头，在那时是相当昂贵的，但仍然被抢购一空。而夏里亚宾本人这时候绝没有料到，当时年仅20岁的青年李德伦，在观赏完他的演唱会后就迷上了音乐，并从此献身音乐，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指挥大师。夏里亚宾成了李德伦的启蒙老师。李德伦说：亲耳聆听过夏里亚宾的歌声，是他一生的光荣。
夏里亚宾中国之行的最后一个城市是天津。演唱会会场设在天津英租界设备十分考究的耀华学校礼堂，演出盛况不亚于北京，票价也与北京相当，从5元直到10元。众多文艺界人士和音乐爱好者纷纷前往观赏。日后分别成为艺术大家的沈湘和曹禺都曾去聆听独唱会。曹禺回忆道：我对夏里亚宾这个名字早就熟悉，并且知道他是高尔基的好友。我在南开中学上学时，张彭春老师就给学生播放夏里亚宾的唱片《伏尔加船夫曲》，作为艺术欣赏课。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夏里亚宾到天津开独唱音乐会，我知道后便急忙去买票。他的《伏尔加船夫曲》唱得深沉，浑厚，有力，令人神往。我还从未听过这么美妙绝伦的歌唱。西洋音乐对我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在我国四大城市举行的音乐会上，夏里亚宾的保留曲目是《跳蚤之歌》、《波斯恋曲》、《老班长》和《两个掷弹兵》等名歌，而《伏尔加船夫曲》则是压轴节目，也是他唱遍世界的一首歌。此次巡回演出他为听众带来这支歌，从此这支歌便深受几代中国人的热爱。
中国观众那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友好，极大地抚慰和温暖了这位精神遭受折磨的老艺术家。中国之行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个闪光记忆。
到中国举行演唱会两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4月14日，65岁的夏里亚宾因病客死他乡。
时代在前进，夏里亚宾的冤案终于得到澄清。如今他的祖国人民依旧那么热爱他，敬仰他，将他视为民族的光荣与骄傲。1984年他的遗骸被迁葬回莫斯科新处女墓地。1993年夏里亚宾120周年诞辰，莫斯科为这位举世无双的艺术家举行了盛大纪念会，政府将他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两处故居都改建为纪念馆，他的回忆录也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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