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反侵略历史上树立起一座永远值得全民族骄傲的纪念碑。
战争不只是敌对双方武器和国力的较量，也是双方文化和心理的较量。1937年7月，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各地迅即掀起了救亡运动的高潮。以民族荣辱、祖国存亡为己任的进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大后方的抗日文化活动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和中共长江局、南方局；一方面是来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有关机构。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以下简称三厅 ，以及后来以郭沫若为首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文工会 ，在长江局、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导下，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错误思想的干预，在三厅和文工会里工作和担任职务的党内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以个人身份在社会上开展活动，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尽可能多地从事有利于抗战的工作。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进步知识界，冲破国民党当局为融共、防共、反共设置的种种束缚，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扩大进步文化力量，从事学术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推进中国民主思想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使重庆文化界的抗日文化运动呈现一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势头。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文工会被国民党当局解散。郭沫若曾经把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比喻成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者身边的一棵“擎天大树”；而郭沫若所领导的文工会，则被进步青年亲切地称为雾都重庆的“解放区”。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概括的，在抗战文化的耕耘中，郭沫若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出版业界比较大的书局陆续迁移重庆，在这里恢复营业，重庆出版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许多文化名人和作家也开始涉足出版工作，如陈望道创办的文聿出版社，沈均儒创办的峨眉出版社，徐悲鸿创办的正风出版社等，虽然资金实力不强，但是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出版了不少学术质量高、社会影响大的好书。这些创办人都是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他们相继出来创办书店、出版社，大大振奋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图书出版界的民族精神，也为新出版业争取出版自由、推进民主思想，发挥了意义深远的作用。
在这些新建出版社中，由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参与集资，于1942年8月开办的群益出版社就是其中之一。首任经理郭培谦 字宗益 ，是文工会办公室的主任秘书，也是郭沫若的侄子；总编辑刘盛亚，是作家，又是郭培谦的内弟。社名“群益”，由郭沫若从两位主要创办人于立群、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集拢而成，意在服务于人民大众。郭沫若本人后来还被推举为群益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无论从人员组成、资金来源和社名来看，群益出版社都带有明显的家庭色彩，但是它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由在文工会的担负领导职务的阳翰笙、冯乃超，将一笔党的经费以个人入股的形式参与资金筹集，以后又陆续派了具有出版经验的中共地下党员进入出版社，主持业务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郭沫若把满腔爱国之情倾注进诗歌、杂文、历史剧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令他自己认为“较为满意的成绩”，在文学创作方面，除载入中国话剧史册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6部著名历史剧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杂文作品，如《南京印象》、《蜩螗集》、《羽书集》、《蒲剑集》等。在学术研究领域，郭沫若同样取得丰硕成果，先秦史研究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成为学术界至今不能忽视的重要著述。还有《浮士德》、《美术考古一世纪》、《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作。这些都由群益出版社初版和再版。此外，群益出版社还出版了阳翰笙等其他进步作家的著译作品，承担了郭沫若主编的学术刊物《中原》的编印、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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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益出版社社训：“文化之田，易耨深耕。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郭沫若手书） |
抗战胜利后，群益出版社经历了上海、香港又再度返回上海的辗转。新中国成立以后，群益出版社与海燕书店、大孚出版公司等合并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即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
阳翰笙在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对只有9年的群益出版社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群益出版社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作了大量工作，不仅出版了多种郭老的政治、文艺、历史、古文字著作，及一批外国文学名著和艺术理论著作；还通过出版“戏剧丛书”、“文艺丛书”，团结了一大批文化工作者，配合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对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统战工作。群益出版社为团结出版界同业，对国民党当局进行合法斗争，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设做出了不能抹杀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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